近读刊载于《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6日第11版）的《〈骆驼祥子〉为何被外国读者喜爱——中国现代文学的外国接受》，文中指出，《骆驼祥子》于1945年经伊万·金翻译并以Rickshaw Boy为名在美国出版后颇受美国读者欢迎。

“画角声中旧岁除，新年喜气满屠苏。阳和忽转冰霜后，元气更如天地初。晚色催诗归草梦，春光随笔上桃符。闭门贺客相过少，静对梅花自看书。”宋代诗人真山明的这首《岁朝》描述了古人过春节的传统习俗。

据《后汉书·孔奋传》记载，东汉初年，孔奋担任姑臧（今甘肃武威）县令。姑臧是个商业发达之地，与羌胡通商贸易，每天有四次集市。每有县官到此任职，不到几个月便都富裕起来。孔奋在此主政4年，“躬率妻子，同甘菜茹”，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了，孔奋却“财产无所增”。离任之际，当地百姓凑上牛马器物赠之，孔奋均谢绝，一无所受。有同僚取笑他“身处脂膏，不能以自润，徒益苦辛耳”，孔奋却固守清贫，不为所动。

古人推崇“循吏”，他们或宵衣旰食、勤于政事；或廉洁立身、奉公守法。清代曾任山东临清州同知的蒋知廉，便是这样一位循吏。

君是汉语常用字，始见于商代，从口、从尹，尹代表掌握权力者，口代表发号施令，“君者，尊也”，本指一国之国君。随着汉语的发展演变，君逐渐成为一种敬称，犹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您。父母、兄弟、夫妇、友人之间，皆可以君相称。古代诗人常用君字表爱情、写友情、叙幽情、述乡情。

中国古诗词的文化理想与生命情感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然而，今天的时代和古诗词赖以产生的那个传统社会，已有很大变化，如何理解古诗词的内在文化精神，更好地发扬其中体现的永恒价值显得尤为重要。体味中式审美，更要注重对诗歌中反映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

明朝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直隶顺天府出了个远近闻名的乡贤，名叫王仲美。他胸襟开阔，德行高尚，扶危济困，宅心仁厚，且善于教导，化恶为善，不只被乡邻们一致赞誉，也赢得地方官员的由衷尊敬。

《史记》载：秦穆公有一匹好马走失了，岐山下的百姓三百人捉到了这匹马，把它分食了。官吏抓到他们，要加以法办，秦穆公却说，“君子不以畜害人”。不仅如此，秦穆公还说，听说吃马肉不喝酒会伤人，于是送酒给这三百人，并赦免了他们。

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复员北上，我们随父母从昆明回到北平，回到清华园。

“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这是《红楼梦》中的一个灯谜，谜底就是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砚台的原始功能是磨墨，汉代刘熙写的《释名》中有云：“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古代文人墨客、清儒雅士，大多喜欢寄情山水之间，借此表达自己的追求和向往，而清澈的泉水，一直深受诗人们的喜爱。从唐朝人储光羲“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到白居易的“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再到元人赵孟頫的“时来泉上濯尘土，冰雪满怀清与孤”，一首首流传千古的咏泉诗篇，犹如一股不绝如缕的清泉流淌至今，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廉洁从政，历来是中国人认为的做人为官最基本的准则。清代大儒阮元（1764年-1849年）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宦迹多地，政绩斐然，以清廉著称，他还是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经学、史学、文学、金石学、天文历算等方面造诣颇高。扬州博物馆珍藏了一副阮元《摹朱珪篆书十言联》，便是其治学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真实写照。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上书宋仁宗，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揭开了变法序幕。“王安石变法”中有一项“保马法”，其用意是以民力养马，结果政府却把负担转嫁到无权无势的百姓身上，变成了扰民之政。实际上，“保马法”并不始于王安石，整个宋朝一直都在努力解决养马问题，宋真宗时期的宰相向敏中，也曾提议把国马（国家的马，一般用于战时）散于民间外厩，这一设想最终在河北地区进行了试验。

宋淳熙十四年（1187），杨万里在南宋都城杭州任尚书省左司郎中，六月的一天，“晓出”西湖西南边的净慈寺，送友人林子方到福建去做转运判官，目睹西湖的十里荷花，触景生情，写出了题为《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的名诗。

春秋时期有一位叫柳下惠的名士，因“坐怀不乱”而为后人称道，孟子尊称他为“和圣”。和圣墓在今山东省新泰市天宝镇南。墓侧还竖立着一座《泰安县知县毛老父台德政碑》，碑文褒扬了一位叫毛澂的官员，他在清末三次出任泰安知县，重修和圣墓、保护泰山文物、整理泰山文献、振兴泰山文教，造福桑梓，为百姓喜爱。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首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送别诗，几乎家喻户晓。诗人当时正遭谤议，送别挚友之际，以冰心玉壶自明心迹。

位于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后圆恩寺胡同13号的茅盾故居，是茅盾晚年居住的地方。故居紧挨着南锣鼓巷主街，越过热闹穿行的人潮，转入后圆恩寺胡同，很快就看到了一个四合院，门口石碑上写着“茅盾故居”四个大字，这个二进四合院落隐于繁华闹市中，自成一方朴素安静的天地。

1972年冬，汪曾祺在给好友朱德熙的一封信中写道，因为办公所在地停电，他偷空回了一趟家，“一个人炒了二三十个白果，喝了多半斤黄酒，读了一本妙书。吃着白果，就想起了‘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

暗黄色图纸，一共有15张，其中6张浸染着血迹，文字竖排墨书，每页手写五行字，每行包括姓名，男女人口总数，共分得谷子多少，以户为单位计算。册页的边角部分已经开始残破，但上面的血迹却格外显眼。

唐乾符元年（874年），一位诗人上表自请外放建州刺史。彼时诗人已“知天命”，又刚升任尚书都官员外郎，而建州（今福建建瓯）时属偏僻之地，千里芜荒，匪盗横行。诗人的好友们对此很不理解。“折狱也曾为俗吏，劝农元本是耕人。知将何事酬公道，只养生灵似养身。”诗人留下这首诗绝尘而去。在他看来，自己年事已高，不该终老于庙堂，他想到边陲去，为社稷再尽一份薄力。

奥尔巴赫的巨著《摹仿论》（Mimesis）那个著名的开篇，谈的是荷马史诗与《旧约》故事在文体上的差异。他说，荷马的叙述完整而周到，各种事件都发生在前景，连接紧密，表述从容，什么都不隐瞒；《旧约》故事则朝着一个目标发展，只突出对人物行动有用的部分，其余则任其模糊不清，有时会没头没脑，给人以神秘感。这跟两者所描写的人物的身份有关：荷马写的是上层社会的生活，《旧约》的对象则不分阶级，是游牧或半游牧部族成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缂丝加绣九阳消寒图》，纵213厘米，横119厘米，为清乾隆年间苏州艺人绣制，是世上仅存的一件，其上有乾隆皇帝御制诗一首。

中国古代先贤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司马光、朱熹等，皆是发奋读书的典范。韦编三绝、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等许多流传至今的成语，都与古人勤学苦读有关。

清末女革命家秋瑾在就义前曾留下一句感人至深的绝命词：秋风秋雨愁煞人。这是她因起义之事泄露遭清廷逮捕，在狱中留下的唯一一句供词。

文章与人格的关系，是文学史上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有人认为人格卑劣的人也能写出绝世好文，也有人认为纵然人格卑劣的人写出了好文章，但割裂了文与道，并不值得推崇，值得推崇的是文如其人，仁爱敦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