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使用过的瓷碗。上面烧制着吉鸿昌父亲的遗训：“作官即不许发财”。
在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有一件细瓷碗，上面写着“作官即不许发财”7个字，这是吉鸿昌烈士的父亲吉筠亭留给他的遗训。
1920年，吉鸿昌回家探望重病的父亲，父亲对他说：“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作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才死而瞑目。”吉鸿昌谨记在心，数十年来，虽因战功官至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兼第10军军长，但生活简朴。他还仗义疏财，以家资充军资，筑路修桥，并与父亲一起办学校，请名师、购校舍。1931年，父亲去世，为牢记父训，他在饭碗上亲笔题写了“作官即不许发财”，每日三省其身，并请陶器厂仿制了数百个瓷碗发给全体官兵，共志廉洁，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作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原名吉恒立，河南扶沟人，著名爱国将领。1895年生。1913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递升至军长。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人称“吉大胆”。1930年9月接受蒋介石收编，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奉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其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态度消极。1931年8月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出国“考察”。
随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立即表示“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我是一个军人，我不能昧着良心远走高飞”，并撕碎了为出国置办的西装，但国民政府坚决不允许。此次“考察”让吉鸿昌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更加坚定了他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心，他在其著作《环球视察记》中写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民族颓唐堕落，不图竟至于斯，当环游各国时，每闻见及他人之长处，辄回忆及国人之短处。虽其刺激为间接的，已不胜其悲愤。乃走进国门，凡目所见，耳所闻者，竟无一非亡国灭种现象”。
1932年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按党的指示潜赴泰山联络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随即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1933年5月，吉鸿昌与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日伪军进击，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杀敌1000余名，将日军驱出察境，彻底回击了“抗日三天亡国论”的投降主义思潮，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再次点燃。吉鸿昌率部战至10月中旬，弹尽粮绝而失败。
1934年，吉鸿昌前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创办《民族战旗》杂志，通过租界邮局向全国爱国团体、军队投递抗日宣传品，而他位于天津的家也成为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站，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并被捕，后被引渡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面对让他供出全部秘密的审判官，他慷慨陈词：“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24日，经蒋介石下令，吉鸿昌被判“立枪决”，时年39岁。
临刑前，吉鸿昌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等用。”在刑场上，他大义凌然，从容就义，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不朽诗篇。（赵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