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学的滋养下浸润成长
池浴德（1539年－1617年）是明代同安县嘉禾里（厦门岛）人，他因勤政为民、为官清廉，被母亲笑称为“无花果树”。池浴德的高风亮节，得益于其父的熏陶教育，也影响了他的后人。闽南的方志文献记载着他的浩然正气，四百多年来一直彰显至今。
池浴德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中后叶，由于“国柄潜移，权幸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纪纲，荡废殆尽”；另一方面，东南沿海的海禁与反海禁斗争此起彼伏，闽南沿海的海商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以泉州府为例，明代共有进士590人，大多集中在中后期，其中同安县90人；清代进士降至265人，同安县才有22人。泉州、同安明中叶以后在科举方面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关。池浴德是厦门岛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位两榜进士。
闽南地区自宋代朱子过化之后，儒风尤盛。既重儒又重商的社会风尚，成为闽南文化的一个特质。比池浴德稍早的同安“理学名宦”林希元敢于力排众议，赞成与“佛郎机”进行海上贸易，同时又和陈琛、张岳一起捍卫和发展了朱子学。明代科举考试以朱子学为标准，因此朱子学得到朝野的广泛推崇。尊崇“四书”和孔子仁学的士子，同时也强调道德的实践。因而他们一旦取得功名入仕之后，不论在朝廷做事，或是在地方服务，大多都会努力践行仁义为民、廉洁奉公的理学思想。在同安一地，就先后涌现出林希元、蔡复一等一批这样的“理学名宦”。池浴德也名列其中。
池浴德，字仕爵，人称明洲先生。祖父池旻“以赀雄闾里”。父亲池杨，“知自课学，屡试不利”，因而“力田治生，未数岁，赀日益，视其父倍焉”。池杨“和煦有量”，重视家庭教育，每以“读书循理”教育子侄。池浴德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中举，翌年春登进士第。
池浴德为官时间并不很长。他先在浙江的遂昌县任县令，后来长期在吏部任官，万历八年（1580年）致仕。池浴德入仕前后总共16年，回厦门后悠游林下37年，卒年79岁。
池浴德在其16年的仕宦生涯中，由于勤政惠民、清廉公正，生前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戴，去世后名留青史，成为后世楷模。
在百姓的称赞中彰显官德
池浴德首次当官是在浙江处州府遂昌县任县令。甫到任，他就写文章敬告神明，以“不负苍生”为誓。该县西与福建浦城县接壤，是个四周闭塞的山地县，当时官风民风都不太好。当地官员不知恤民，每逢郡守上京公干，都要以送礼为名向下属搜刮银两。池浴德一到遂昌立即废止这个歪风邪气。县里积压许多案件没有处理，池浴德从中整理出三百多个卷宗，“分别年次、轻重平反”，登记上册，把无辜被拘老百姓全给放了。接着，池浴德把该追征的赋额公布在大街上，不但不用刑具恐吓民众，还宽延期限，结果老百姓争着来缴纳赋税。他还进一步帮助有小偷小盗行为的人转变职业，但给赌棍的住家挂上牌子，使其知耻。于是遂昌县的社会风气大有好转。
池浴德办事公道，缙云等邻县遇到难办的事都请他去帮忙处理。当时土地兼并的现象极为严重，“浙中钱谷多被富豪干没，往籍难稽”，池浴德受委托，亲自到现场丈量田地，无一差漏，然后编成黄册（明代户口信息登记簿记称为黄册）。由于豪强受到压制，百姓无不欢欣鼓舞。正在这时，朝廷晋升池浴德为南京吏部考功郎的任命书到了，遂昌的老百姓赶到省城请求把池浴德暂时留下来，继续把黄册编好。
临行那天，全县男女老少“前后绕拥”，赶来送行。池浴德的母亲当时也在县衙，被门外的哭声吓了一大跳，后来知道是来挽留她儿子的，高兴得掉下眼泪，说：“你父亲还在担心你不懂得‘斗斛钧石’的换算，没想到我儿你便民的事已做得那么好！”出发那天，遂昌人争着来抬轿子，“环车而泣”。到了龙游县之后池浴德改乘船只，有“万人曳舟，三日不得去”。最后他只得半夜解开缆绳，悄悄离开。事后，老百姓自动集资，在江边盖了一座石亭，题上“江水比恩犹有底，溪云护石更无心”这两句诗，以表彰池浴德勤政惠民的良好吏风。
廉洁奉公，一尘不染，是池浴德的为官准则。隆庆四年，池浴德的父亲去世，他从遂昌赶回来奔丧，“三年足不窥门”，行李就放在大厅旁边。他的母亲和伯父悄悄把行李打开，只见里面唯有四十五两银子，都是上司褒发的奖金。老太太倍感欣然，认为俗话说当县官像银树开花，但只有他的儿子是一棵无花果树，枝头不见招蜂引蝶的花，唯见真心实意的果。
池浴德长期在吏部任职，自然有不少人希望通过他在仕途上“进步”得快一些。有一回，池浴德在吏部考功司郎中任上，正好广东有个肥缺，安徽颍上县的县尉代县令周某来求情。有人说求情不顶用，还是得用一点“真金白银”。周某听了这话，向池浴德行贿，结果受到池浴德严厉的呵斥，周某只得抱头鼠窜而去。
难能可贵的是，池浴德虽然退居在家，对乡里与地方的事务仍很关心。厦门因地处月港的咽喉位置，是中外海商贸易最为频繁的地方之一。史料记载：“当道海上有所画，皆就府君（池浴德）决之”，因为池浴德“于便地方者无不言，奸宄敛迹，盗贼相戒不入境”，由此可见他对地方秩序是有所贡献的。
在家训的传承中绵延光大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和池浴德同时代的嘉禾里籍进士杨逢春和傅镇，他们入仕后也一样具有很好的“官声”。杨逢春是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在苏浙当官时，便以“清操”出名。傅镇是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他当官不畏权贵，而且洁身自好，有“傅真金”之誉，在担任都御史提督操江（明代都察院主管江防的官员）时，依旧“凛凛风裁，贵戚、豪强敛手”，被视为“傅虎”。厦门古称海滨邹鲁，他们之所以具有如此高尚的品格，除了自觉恪守老祖宗的优良传统，同气相求、互相砥砺之外，良好的家风家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967年在厦门市阳台山一带出土池浴德之父池杨的墓志铭，大家才知道池浴德出身农家。值得称赞的是，池杨在儿子池浴德步入仕途后，密切关注着他的一言一行。池浴德登进士第后即将外放当官，池杨就以廉政为第一要义告诫他说：“吾家世积德，儿曹努力为清白官。”同时还教导说：“居官当如处子，不得有所点染，毋负朝廷与尔祖生成之恩！”
当池浴德出发到遂昌当县令，临出门时，父亲再一次叮嘱他“痛以廉俭自约”，甚至连生活细节，诸如“出入导从”“衣服饮食”等都交代得一清二楚。池浴德心领神会，知道父亲这番好意，“大抵出于便民厚俗，孜孜循良之意”。临终前，池杨还留下遗嘱，交代儿孙辈：“修身行义，纤善必为。毋以言傲人，毋以行凌人。”
池浴德不但为官时恪遵先人“俭勤清白”之训，即使致仕回厦门，平居也都“蔬食布衣，宴客不重肉，未尝陈丝竹。日课诸子，自为文以式”，并且时常教训子孙，要求他们“毋滥交，毋惹事，毋衣罗绮，毋想膏粱，毋恃贵凌人，毋挟长加少”。
池浴德有子四人，其中长子池显京，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中举，初授和州知州。和州官府横征暴敛，单牛税一项就“岁入千金”，县吏胥役又特别横暴，往往把老百姓逼得倾家荡产。池显京下车伊始，了解到这个苛政，立刻把它革除。志书说他当官时“萧然布衣”“两袖清风”，也是一位清官。池浴德的次子即明代有名的诗人池显方，天启四年（1624年）中举人，终身未仕，所著有《玉屏集》《晃岩集》《南参集》等。
从池杨教育池浴德，到池浴德教育池显京和池显方，我们看到了家训传承的力量，更看到了良好家风是做一个于家于国有用之才的基因。（何丙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