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某，中共党员，A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宋某为A县某私营企业主。赵某、宋某两人通过业务关系认识。2018年9月，赵某向宋某提出借款200万元，宋某本不愿借，但考虑到自己企业经营受赵某监管，担心如不借赵某会找其麻烦，遂同意借款，并未敢向其主张利息。

李某，中共党员，某国有公司董事长。2020年初，承接过该公司工程项目的个体承建商张某得知李某欲购买一套学区房。张某想今后继续承接该公司工程项目，遂即表示愿将其空置的学区房送给李某，李某因害怕未予接受。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收受好处层层请托谋利怎样定性

2022年3月，S市某区某街道办事处根据上级部署，成立街道核酸筛查和区域管控工作指挥部及工作组，负责区域内核酸筛查和区域管控工作。该工作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确定区域内公寓、商铺等单位的负责人承担本单位新冠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通报”一词在《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中共计出现10次，在不同的条款中，其含义不尽相同。审理中发现，对通报的理解、适用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有的将“通报”简单理解为公布公开；有的认为问责结果均要“通报曝光”，通报问责这种方式可有可无。为实现问责工作的精准化、规范化，有必要对通报的内涵和适用情形进行厘清。

【典型案例】孙某，男，中共党员，A省水利厅宣传处副处长。1998年，孙某通过参加公务员考试，以大专学历考入A省水利厅。2004年，孙某通过社会人员丁某报名、交费，参加了B大学函授本科学习，2007年通过丁某获得了B大学的毕业证书和学籍册。2010年，水利厅组织开展副处级领导干部岗位竞聘，学历要求为本科及以上学历。

公职人员骗取钱财占为己有如何定性

2020年3月10日，M街道按照上级要求启动境外进京人员转运工作（接收区里下派境外入京人员转运到社区进行居家隔离），需要抽调人员成立转运专班负责此项工作。3月16日晚，因转运专班人员不足，M街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抽调郭某某进入转运专班工作。后在转运工作推进会上，郭某某以此项工作存在风险等理由当场拒绝参与转运工作，M街道因此重新调整人员安排，影响了街道防疫工作总体部署，并在转运专班工作人员中造成不良影响。

甲系中国证监会某省监管局的国家工作人员，曾多次担任主板发审委委员，乙系私营企业主。2015年8月，乙在准备公司上市中，通过他人引荐与甲相识。

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对复审、复核工作的程序、时限和要求等作出规定，为复审、复核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对办理该类案件应注意的问题谈几点体会。

2015年10月，某省属国有公司董事长崔某未经前期充分评估论证，即决定启动收购国外一矿产公司，后报省国资委批复同意。

以案明纪释法 |收受借条行为如何认定

行贿获得项目后合法经营获利是否应予追缴

甲系某国有公司负责人，乙系私营企业主。

2015年，某省直部门公职人员甲接受乙的请托，为其房地产项目公司在用地性质及容积率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乙承诺给予甲好处。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五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监督检查、审查调查部门已查清主要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事实并提出倾向性意见的；对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性质认定分歧较大的，经批准案件审理部门可以提前介入。”笔者认为，审理人员在提前介入时须在“准、严、畅”三个字上下功夫，让提前介入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审查调查和审理工作。

甲公司系乙国有公司的参股企业。2012年1月，张某经乙国有公司党政联席会议任命，出任甲公司总经理。2014年10月，甲公司因经营困难进行改制，仅保留少数行政人员在岗，将大部分职工转为“待岗职工”。

近亲属收受财物 怎样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故意

以案明纪释法 | 牵线搭桥并收受转送贿款如何定性

王某甲，2004年任A省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2012年退休。2005年，王某甲与在A省经营香烟盒皮印刷业务的私营企业主刘某相识，并介绍其子王某乙与刘某相识。

审理谈话是对案件查办过程进行监督的重要一环，也是保障被审查调查人权利的重要举措，必须用心用情做好，笔者认为，具体可以从做到以下“五员”做起。

钱某，中共党员，A区政府原区长。2013年下半年，A区2014至2016年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劳务外包项目（6个标段）对外进行招标，时任A区区长的钱某与国家工作人员李小某、B保洁公司经理范某三人商议后决定合作此项目，形成以李小某的哥哥李大某的名义与B公司合作，双方各占股50%的合作合意。

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制作笔录。作为记录电子数据获取、流转过程的电子数据提取笔录，不仅在调查中起到连接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的纽带作用，而且能反映电子数据取证过程的合法性，证明电子数据保管链条的完整性。笔者结合办案实践，对如何制作电子数据提取笔录谈几点体会。

武某，C市某区区长，中共党员。2014年至2018年，武某介绍其亲属向某私营企业主刘某放贷收息，后刘某因资金链断裂，对外欠款达两亿元，名下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无力偿还92万元借款，武某多次出面催促后仍无结果。

在查办领导干部收受酒水、字画等类似案件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要注重把握行为人主观认识这个关键因素，深入分析研判，防止因实物已经灭失而对此类案件一概不按犯罪处理的误区。

要求请托人购买配偶推销的保险产品如何定性

甲系某国有公司总经理，乙系私营企业主，丙系甲的同学、某国有房地产企业负责人。甲曾经利用职务便利，在多个事项上为乙提供帮助，甲与丙无任何职务关联。

2021年12月，A省B市C区某中学发现新冠确诊病例，由于该市重视程度不够，应急处置措施不当，学校发生聚集性疫情，并迅速在区内传播，仅2周该区确诊病例高达1000多例，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2022年1月，省委成立问责调查组，对B市疫情防控不力问题启动问责。

何某燕，个体工商户，挂靠某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承揽到某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某煤矿六采区矿建工程，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后，为了顺利结算工程款，何某燕于2020年中秋节前及2021年春节前先后两次送给该煤矿负责人荀某人民币30万元。后在荀某关照下，该项目的工程款顺利结算。

近年来，随着行受贿形式日渐隐蔽和多样化，亲属间行受贿行为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如，国家工作人员郑某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胞弟郑甲承揽工程提供帮助；郑甲获利近3000万元后，以兄弟帮衬为由，为郑某购买了一套价值300余万元的房产，该行为是否构成贿赂犯罪？

无法折算价值的经济往来能否单独认定为违纪

甲，中共党员，2000年2月至2010年1月，甲担任省属企业A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私营企业主乙实际控制的公司向A公司长期供应石油焦业务提供帮助，乙获取巨额利润。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在审理工作中，善于总结和运用工作规律和工作方法，对于能动应对复杂多样的违纪违法案件，稳妥驾驭纷繁复杂的证据材料，实现案件办理的高质量，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总结经验，认为证据审核应当坚持“四个并重”。

A公司，某国有独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甲任A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乙任A公司客户部经理。

甲，A国有公司总经理；乙，A国有公司副总经理；丙，A国有公司财务部门负责人；丁系乙的同学、私营企业主。2019年，在丁的牵线下，乙、丙为A国有公司做成一单投资项目，为公司创造丰厚利润。

国企混改过程中隐瞒债权行为涉嫌何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调查人员应当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同时，该条例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案件审理部门应当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理。为此，调查部门应当如何审查鉴定意见，如何处理调查部门审查与案件审理部门审核之间的关系，应予关注。

A村，某市城中村，毗邻旅游度假区及高铁枢纽，极具开发价值。林某，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长期在A村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并一直通过不正当手段与该村村干部保持密切关系。

张某，中共党员，A省省属高校H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2019年6月退休。2020年1月至今，张某在向H大学党委报告并经同意后，到B省某民办高校W学院兼任副院长，合同约定年薪15万元。H大学与W学院无业务往来、合作办学事宜等。W学院副院长年薪13万元至18万元不等。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将“用于违法行为的本人财物”与“违法取得的财物”并列，作为涉案财物依法予以处理。执法实践中，我们应准确界定“用于违法行为的本人财物”，落实涉案财物全面追缴原则，做到涉案财物应缴尽缴，同时又要充分保障被调查人和第三人的财产权，避免擅自扩大涉案财物处理范围。

【典型案例】甲，中共党员，原为某市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2014年退休，乙为某私营融资企业老板，丙为某私营房地产企业老板。甲在任副市长期间，曾在多个事项上为乙提供帮助。2016年，应丙请托，甲向乙打招呼，帮助丙从乙公司获得融资款2亿元，为此，丙送给甲200万元。

刑法规定受贿罪，本质上是要惩治侵犯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行为。一旦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受到侵害，并具备为他人谋利的条件，则应予以惩治。

以案明纪释法 | 索要商业机会交他人经营获利后收受好处怎样认定

王某，总部在甲市的A银行副董事长，系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李某，王某的同学，B、C公司法定代表人。

斡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李某，中共党员，A市B区环卫处原主任。2015年至2017年，李某利用职务之便，为周某、王某、张某在承接环卫工程项目上谋取利益，分别收受周某、王某、张某给予的贿赂款10万元、10万元、20万元。2019年，张某的公司因偷税漏税问题被公安机关调查，李某担心罪行败露，便将收受张某的20万元退还给了张某。

不知是涉案财物而取得是否应予追缴

函询工作是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的方式之一，是对干部一般性违纪违法问题的反映，用发函的形式由干部本人作出解释说明。函询工作是推动“第一种形态”常态化的重要做法。

斡旋受贿后再行贿应否并罚

实践中，党员干部将本应由其个人支付的费用在本单位报销，或者交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报销的现象易发多发。要准确认定该类行为的性质，需结合报销钱款来源、报销动机等因素，紧扣违纪及违法犯罪构成要件予以精准认定。

【典型案例】张某，男，中共党员，A省原保监局局长。刘某，女，非国家工作人员，系张某特定关系人。2011年，刘某与时任B省保监局局长的张某相识并发展为情人关系。2015年10月，张某调任A省保监局局长，刘某随张某一同到A省。

以案明纪释法 | 收受无请托事项的人与行贿人合买物如何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查组应当形成被调查人到案经过及量刑情节方面的材料。实践中，前款内容一般由监察机关出具到案情况说明进行体现。到案情况说明能够完整反映办案经过，是司法机关认定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的重要证据材料。对于到案情况说明的审核，应注意以下几点。

戴某，中共党员，2008年至2021年3月历任A县发改委副主任、主任。经查，戴某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人事安排、经费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20余万元。

非组织活动违纪行为辨析

借用与以借为名受贿辨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监察法对留置期限做了严格的规定，如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留置案件的审查调查工作，笔者认为要从提高效率、突出重点上下功夫。

关某，某国有企业董事长；钱某，个体老板。2011年，钱某经朋友介绍，与关某结识。

登记上交是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涉案财物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实践中大量运用，但如何精准适用登记上交，有几个问题需要重点把握。

郭某，中共党员，某县常务副县长，分管县政府办公室、发展改革、财政等工作。2016年4月，郭某将其与妻子用于个人消费的5万元，以公务支出的名义交该县政府办公室科员林某报销，由其签字同意。其间林某亦私下将个人费用0.8万元混杂其中一同报销。

提升案件质量是当前纪检监察干部提升内功的必修课，也是纪检监察干部研讨的永恒课题。笔录制作是案件质量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贿赂案件中，笔录制作是否全面、到位，对证据的有效固定及防止被审查调查人翻供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21年6月，某国家机关在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考核过程中发现，新录用公务员王某（中共党员）自2020年8月起一直违规在某企业任监事，该机关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对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行为的处分种类和幅度之规定，给予王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对于是否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有关规定给予其相应处分，以及是否延长其试用期，产生不同意见。

问责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强化责任追究，唤醒责任意识，激励担当作为。为切实解决问责工作中存在的重惩处、轻激励、“一问了之”等问题，充分发挥问责激励、督促的正向效应，云南省纪委监委制定印发了《云南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问责激励关怀谈心谈话办法（试行）》，在问责工作中探索实践问责激励谈心谈话。问责激励谈心谈话本质是思想政治工作，是问责处理的一个关键环节。

案例1：党员领导干部甲，利用职务便利为辖区内某房地产公司老板A投资的房产项目在用地事项上提供帮助。事后甲提出想投资入股，A为感谢甲的帮助，表示同意。甲遂投资50万元到A的房地产公司。其间，甲多次取得分红款，共计260万元，其中超过公司正常分红比例部分为140万元。

在诫勉的实务运用中，需注意采用何种诫勉方式、确定诫勉方式后怎样执行、诫勉对于被诫勉人员有哪些影响以及不服诫勉决定如何救济等问题。

工作失职是我们办案过程中常见的违纪行为，而以玩忽职守罪为典型的过失型渎职犯罪在实践中虽然比较常见，但有的同志对如何认定存在一定困惑。因此，科学认识和区分工作失职与过失型渎职犯罪对实践十分重要。笔者现就有关问题辨析如下。

张某，中共党员，A县B镇分管安全工作的副镇长。王某，A县B镇某企业负责人。2018年11月，张某与王某由于喜欢暴走，共同加入了当地“C暴走团”QQ群。该QQ群共有45人，部分成员为B镇政府部门工作人员。2018年12月，王某单独建了“C暴走团”微信群，仅邀请“C暴走团”QQ群中包括张某在内的B镇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入群，群内共20人。2018年12月至2019年8月，王某为活跃群气氛，多次以群主的名义在微信群里发红包，张某多次参与抢红包并累计抢得2.75万元，B镇政府其他工作人员累计抢得1000元至2万元不等的红包。2019年12月，张某被举报，当月，A县纪委对张某立案审查。

程某，中共党员，A县B街道办会计。2018年12月，B街道办分管副主任李某、办公室主任王某以及程某因公前往C县参加为期3天的财会人员培训。由于程某的老家就在C县，该县茶叶比较出名，程某便决定私人购买该县某著名品牌茶叶2盒分别送给李某和王某，共计花费3000元。2019年元旦节前，B街道办开展慰问困难老党员活动，程某在购买相关慰问品时产生虚报费用的想法，并以虚列开支的方式将之前买茶叶的3000元予以公款报销。

收取保费不入账并予以私分的行为怎样定性

彭某，中共党员，某市某镇A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案例一：覃某，中共党员，某县委办公室主任，负责节日值班安排工作，2020年春节期间，由于覃某疏忽大意，将请假在外地照顾住院母亲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某安排值班，致使值班漏岗。其后无人值班的情况被群众举报，造成不良影响。县纪委对其立案审查。

什么错能容？什么错可纠？怎样做到“精准容错”？云南省纪委监委充分听取在干事创业过程中曾经被问责追责干部的意见，广泛收集各类容错纠错案例，提炼出容易出现偏差或失误的6个方面情形，写入容错纠错《办法》条款中，确保最大限度做到精准容错纠错。

甲为某国有公司董事长，该国有公司业务板块中有新能源业务。老板乙一直做土方工程项目，后其想转型，于是找到甲，提出其公司想向新能源方面转型，希望甲能多支持，并送给甲30万元。

【典型案例】李某，男，中共党员，某县担保有限公司（国有独资企业，简称“担保公司”）总经理。2015年至2020年期间，李某私人多次向服务企业放贷，约定按照月息2分收取利息。其间，部分借款企业经营不善，无力偿还。为了收回借款及利息，李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帮助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用于归还其个人借款及利息，贷款到期后，企业无力还款时，由担保公司代为偿还。截至案发，李某个人获利100万元，担保公司累计发生代偿2000万元。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证言材料要一人一证，可由证人书写，也可由调查人员作笔录，并经本人认可”。

审查调查谈话，是智慧的较量，是对抗与反对抗的交锋。反对抗，不是强压，而是教育、帮助和挽救，是治病救人。运用柔性沟通方式，通过释纪说法、阐释政策策略去提升谈话对象的思想政治觉悟，引导对方说清问题，才是有效的化解对抗策略。

王某，中共党员，A县交通局局长。2018年11月某日晚，王某在一餐厅以私人名义宴请其党校同学A县建设局局长陈某，共消费5500余元。陈某在席间多次强调不能用公款消费，王某称是自己私人出钱。

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规定了党员的申诉权，《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规定了党员对所受党纪处分不服的具体申诉程序。

李某某，中共党员，C市Y县水利局办公室主任。吴某某，中共党员，C市Y县水利局水利科科长，并兼任该水利局下属国有企业L公司董事长。

张某，中共党员，某县公安局F派出所分管社区工作副所长。2017年，张某明知李某有贩毒行为并“以贩养吸”，既未按照人民警察的职责对李某开展查禁行动，也未依法向公安机关报告。

问题线索分析是对检举材料进行有效筛选和甄别，探讨问题可查性，寻找调查切入点和突破口的关键环节。

徐某行为是斡旋受贿还是共同受贿？

2019年，C市某城建公司承接了辖区内的道路改扩建工程。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城建公司负责人李某多次请托工程发包单位C市某国有投资公司董事长赖某（系国家工作人员）在工程款结算方面给予关照，并先后多次送予赖某钱款共计30万元。后在赖某的关照下，该项目的工程款拨付顺利。

冯某，甲市A医药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三名股东之一。2019年，冯某为使A医药公司向甲市人民医院（事业单位）销售更多药品，于同年春节、中秋节，先后两次送给该医院院长刘某现金共30万元。

【典型案例】余某某，男，中共党员，A市某区化工园区招商部科长。2017年开始，当地化工企业取得投资项目备案证不再需要提交节能评估等报告...

某工程建设企业负责人甲在投标A市B区某建设项目过程中，得知社会人员乙与对中标有关键影响的B区住建局局长丙相熟。

张某系A国有投资公司负责人，李某系B私营企业法定代表人。2013年，二人商议，以虚假支付B公司咨询服务费的方式，从A公司套取公款100万元，由B公司缴纳10万元企业营业税后，张某分得70万元，李某分得20万元。

2020年5月，某市委巡察组发现某局20万元公款去向存疑，遂将该线索转市纪委监委予以核实。经调阅会计凭证，该局某处长甲经手报销上述20万元，且发票来历存疑。

2018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条第二款增加了“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违纪行为，笔者拟结合工作实践，从内涵、外延两个方面，谈谈对这一违纪行为的认识。

A，男，中共党员，某市副市长。2018年3月，A利用职权为本地B公司老板张某谋取利益后，见B公司某一药品销售供不应求且利润巨大，便提出由其父代销B公司部分药品，张某同意。A父以出厂价在B公司拿货，再以统一中标价销往附近医院，从中赚取差价。

漫说党纪 | 权权交易行为

赵某，中共党员，某县林业局局长。2019年8月，赵某在得知本县将对符合条件的林场开展养护补贴后，在一场饭局上将该信息告知好友王某，其明知王某承包的林场不符合条件，仍建议王某“想办法”申报补贴。

怎样制定初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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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职务的医生收受贿赂之罪名辨析

套取行业协会资金涉嫌何罪

两次收钱后又两次退钱 受贿数额怎样计算

【典型案例】王某，中共党员，某市某区某镇劳保所所长，其在为父母办理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补缴养老保险费过程中了解到，如果补缴人员有基层工作经历，每月即可多领取部分养老金，因此王某明知其父母无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经历，仍在申请表上为其父母虚构村党支部书记履职时间并私自盖章通过镇级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