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委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实施的《关于加强和完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专门就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工作中涉及监察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问题作出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意见》第二条规定了互涉案件的概念，即“被调查人既涉嫌职务犯罪，又涉嫌其他犯罪的案件”，笔者以办理互涉案件为例，梳理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执法部门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衔接配合的有关工作机制，以供参考。

实践中，一些贿赂案件在行受贿双方之间存在中间人，这些中间人并非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但双方关系密切，中间人通过一定的场合、方式向请托人表示自己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让请托人相信其有能力帮忙完成谋利事项并给予一定好处费，中间人再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帮助完成请托事项。

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正案在第四十条第二款，将“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修改为“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以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直至纪律处分”，增写“责令检查、诫勉”的内容，对第一种形态进行了充实和完善。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五条、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了“责令检查”等处置方式。根据监察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责令检查”也是监察机关进行处置的方式之一。

交易型受贿以市场交易为名行权钱交易之实，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准确把握市场交易与权钱交易的区别，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与民事法律规定，辨析是否属于正常民事行为，紧扣受贿犯罪构成要件，探究职务行为与交易行为之间的真实关系，判断是否属于权钱交易，同时，要准确认定受贿既遂时间点，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认定受贿数额。

实践中，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以看似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掩盖非法牟利目的，在具体认定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剥离其“市场交易行为”的外衣，还原其最终获利系依赖公权力的本质。

实践中，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收受请托人赠送的干股后又安排请托人代持，对于此类行为的性质、行受贿标的、犯罪数额及犯罪形态的认定等问题，因行为的隐蔽性强，故容易存在不同认识。

纪律教育画访谈 | 谨防和远离“政治骗子”

党员干部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有哪些？

截贿是指贿赂犯罪过程中，中间人出于非法占有行贿款物的故意，借经手或转交财物之机，截留部分或者全部贿赂款归己所有的行为。实践中，截贿往往表现多样，对于截贿行为性质的认定也存在不同认识。在处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原则，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从实质上全面、客观地进行甄别分析，对截留贿赂款行为精准定性。

当前，有的腐败分子为了规避法律惩处、逃避打击，不断翻新升级腐败手段，将行贿受贿与民事行为交织在一起，假借民事化、市场化的形式，试图给违法犯罪行为披上合法外衣，放贷收息型受贿就是其中表现之一。

懂他的人中，不可或缺昔日“班子成员”，朋友圈中的骨灰级“玩友”沈士平。他的变质、侥幸、自以为是的大幅度堕落，与这位“损友”的“传经送宝”不无关系：“你收别人钱物时，可以返送古玩、字画等小物件，以后就说是礼尚往来。”胡永德玩字画，第一影响人正是沈士平，两人简直是一拍即合，如是这般，影响正常工作不说，关键是滋长了贪欲之心。胡永德将此“返送”模式奉为“金科玉律”。

这实在是个平常稀松的日子，对他却很特别，他出去和进来都身不由己，各有因果。他进来的那个春日，是人生的分界线；出去的这一天，是时间际遇的秋分点。这一分，分出了真假和胜负，分出了过去和未来，让一切都变得不再一样。

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期间拥有一定职权，即便离职以后，其原有职权在一段时间、一定范围内仍会产生影响和作用。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前后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可能构成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实践中，对于事先无约定但事后基于此前谋利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离职前后分别接受同一行贿人贿送财物等行为，该如何精准定性值得关注。笔者认为，需综合把握职务职权影响，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进行分析。

当前，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利益输送的手段不断翻新升级，从直接贿送现金逐渐演变为假借民事化、市场化的形式，通过民间借贷输送利益是典型类型之一。司法实践中，受贿人通过放贷收取高额利息方式收受好处构成受贿一般不存在异议，但通过低息甚至免息借款的方式进行利益输送是否构成受贿以及数额如何认定，存在不同认识。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可罚性。精准打击滥用职权犯罪，准确认定刑事责任，应重点关注行为人的罪过形式、职权职责、实施的违规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以及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实践中，虚增交易环节型受贿一般是指行受贿双方为了输送利益，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故意增加交易环节，受贿方不实际经营、不承担风险即享受巨额收益。本案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对市属国有企业在融资担保过程中的审批职权，虚增交易环节，以其实际控制的企业向区属国有企业提供融资顾问服务为名索取“顾问费”，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还是贪污罪的定性问题值得研究。

《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他人财物，并让行贿人保管，行贿人按照国家工作人员指示处置由其保管的财物，未及离职即案发，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为如何定性容易存在不同认识。笔者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与行贿人约定在离职后收受财物，虽未取得财物，但已处于受贿人实际控制之下的，可认定为受贿既遂。

我国刑法对领导干部为其亲友谋私利、搞特权的行为进行了严格规制，如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了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意在打击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亲友不当牟利的“损企肥私”行为。该罪名中，“亲友”的范围既包括行为人的配偶、血亲、姻亲，也包括与行为人具有相对固定联系，并存在一定利益关系的第三人。区分行为人构成为亲友非法牟利罪还是贪污罪，既要从主观上分析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也要从客观上分析是否存在真实的市场行为、牟取利益的去向等，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作出判断。

在贪污犯罪案件中，犯罪对象一般是本单位所有或者经营、管理的公共财产，但对于擅自以本单位名义收取，且单位尚未实际控制的不合法财物，能否作为贪污犯罪的对象则存在不同认识。

在金融产品交易活动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通过私募金融公司虚增交易环节，造成国有公司交易成本增加，侵吞国有资产的，构成贪污罪；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通过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明示或暗示他人从事相关金融产品交易，未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实践中，存在行受贿双方口头约定收送财物后，受贿人在明知行贿人无借款需求的情况下，将约定收受的财物作为本金“出借”给该行贿人并收受“利息”的情形。

实践中，转请托型受贿一般是指行贿方与受贿方之间存在着一个或多个转托人的贿赂犯罪。

在查办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件中，犯罪行为性质认定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研究中的焦点问题。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行为方式比较复杂，理论和实践中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适用的困惑较多，加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疑难问题研究，是一项重要课题。

从请托人处大额借款不支付利息如何定性

高利转贷罪与受贿罪之辨 从云南省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原三级调研员杨品红案说起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虚增交易环节获利构成何罪

受贿通常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

实践中，有的请托人为了进行利益输送，邀请国家工作人员投资本人项目，同时“借”给国家工作人员本金，并约定亏损由自己承担、收益归国家工作人员所有，在投资盈利后，国家工作人员将本金归还请托人，利润据为己有，此种行为性质如何认定，存在不同认识。

当前，腐败隐形变异、手段翻新升级，呈现出腐败主体隐身化、权钱交易民事化、利益输送市场化、主观故意深藏化、权钱关联割裂化、收益来源多样化、贿赂标的虚拟化、性质认定复杂化等新的特点，给调查与认定带来挑战。对此，要深刻把握规律特点，深入总结破解的思路方法，有效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甲，国家工作人员；乙，私营企业主，A公司负责人。

季某，某省属国有企业A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某，季某同学，私营企业B公司法定代表人。两人之间一直联系紧密，有经济往来。

借款后长期不还但无明确免债合意如何定性

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要求，深化整治基建工程等领域的腐败。笔者在实践中发现，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基建工程领域的行受贿手段发生着隐形变异。

《纪律处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分别规定了免予党纪处分、不予党纪处分制度，其中不予党纪处分制度是本次修订新增的一项制度。

笔者在查办能源领域贿赂犯罪案件中发现，有的案件涉及主体多、环节多、关系复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对于请托作出了斡旋承诺，但基于各种原因没有“办事”，该行为是违纪还是犯罪？有的案件中，夫妻双方均系国家工作人员，一方接受请托后，向另一方转请托，事成后收受财物，是斡旋受贿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对这些行为的准确定性需要把握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笔者结合实务案例对有关问题进行探析。

村干部当选前收钱当选后为他人谋利怎样定性

这里的“被审查调查人所在党委（党组）”，是指与被审查调查人在其工作单位担任的党内职务或者党外职务相应的一级党组织。以省级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的案件为例，对需要呈报省委审批的，应当根据被审查调查人的主体身份情况征求相应党委（党组）意见。具体按以下情形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和基建工程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清理风险隐患”。相较于传统的职务犯罪类型，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往往具有隐蔽性强、专业性强、危害性大等特点。

证据审核的重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要求，结合执纪执法实践，由于不同的证据种类证明效力、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故审核的重点是不同的。

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推进，纪检监察机关陆续查处了一些基建工程和后勤采购等领域的招投标腐败问题。办案实践中发现，少数高校领导干部上下其手，“明招暗定”“围标串标”，更有甚者从事“联标卖标”等，从中收受贿赂，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该领域中，招投标环节腐败问题通常表现为多种违法犯罪行为并存，可能涉及串通投标罪、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多个罪名，需要深入分析研究，精准定性处理。

笔者在实践中发现，公立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耗材等采购和临床活动中，收受生产经营企业及其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回扣或其他不正当利益等问题，易发多发。其中，有的利用开具处方、选用药品的职务便利，有的利用对所在单位或部门用药医嘱、指标考核等监督管理的职务便利，有的两种职务便利兼而有之；有的为部门利益，以部门名义收受回扣归本部门所有和支配，有的虽以部门名义收受回扣，但将回扣全部归自己支配使用。

不少贿赂案件中，在行受贿双方之间存在“中间人”，“中间人”并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但双方关系密切、彼此信任。请托人了解到中间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后，为了完成谋利事项，找中间人帮忙并给予其一定数量的“活动经费”，中间人再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帮助完成请托事项。

从2023年1月至6月全国的统计情况来看，查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41.43%。按照2018年《条例》的规定，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在实践中可以分为以下5类情形。

党员干部网络行为规范图解

监察机关在调查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涉嫌职务违法犯罪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认定相关人员是否属于监察对象，进而明确监督管理权限隶属于哪个监察机关，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对其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立案及监察措施对其如何适用，更关系到处分批准权限和程序。

随着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行受贿双方为规避调查，往往精心设计、掩饰伪装权钱交易行为，利用商业机会进行利益输送，犯罪手段更趋隐蔽。由于该行为既有职权介入成分，又有市场交易因素，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案件办理中，对利用职权接受商业机会的行为，应当结合具体案情，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综合考虑收送双方之间的主观动机、谋利事项、收受财物和风险承担等情节，善于透过现象发现权钱交易的行为本质，作出精准认定。

甲，中共党员，2000年2月至2010年1月，甲担任省属企业A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私营企业主乙实际控制的公司向A公司长期供应石油焦业务提供帮助，乙获取巨额利润。其间，甲向乙提出帮助“照顾”其妻甲1、其女甲2的日常生活。

实践中，存在部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利用其职权和资源，依附国有企业业务的购销环节，虚增交易环节，开展同类关联交易，以获取巨额利益的情形。

实践中，由于少数村组干部纪法意识淡薄、私欲膨胀、缺乏有效监督等原因，涉及农村“三资”领域的违纪违法案件频发，尤其是村组干部挪用钱款的行为，由于村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具有自治性质和协助政府从事公务的双重职能，村组干部管理的钱款来源多样，因此，村组干部挪用钱款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还是职务侵占罪等相关定性问题值得关注。

占有公房但未过户是否构成贪污

实践中，存在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以替大家“谋福利”而受处分致收入减少为由变相收受钱款的现象，给案件精准定性带来一定困扰，笔者在实践中遇到这样一起案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二款，2013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15单位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查封、冻结措施有关规定》

近年来，一些高校工程建设、采购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众多项目和资金涌入高校。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商人将目光投向高校基建、采购项目，围猎手握后勤基建采购权力的高校公职人员。其中，有的不法商人逢年过节送礼，进行“感情投资”；有的“放长线钓大鱼”，长期进行围猎；有的公职人员在离职后收受财物，将履职谋利和收受财物人为分开。实践中，逢年过节收礼与受贿经常交织在一起，给行为定性带来一定难度。笔者结合具体案例，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为精准定性处理此类案件提供参考。

实践中，对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行为，在应认定受贿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贪污还是职务侵占，以及是否需要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如何理解“违反国家规定”的含义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笔者结合实际案例，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该类行为的准确认定提供参考。

一、从执法司法实践来看，渎职犯罪案件证据的特点1.从证据种类看，证人证言、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下同）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

笔者在查办国有公司人员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被调查对象利用职权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其亲友经营，向自己的亲友输送利益的现象大量存...

本文介绍国有企业、普通高校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处分批准权限适用。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的问题在执纪执法过程中较为常见，下面以此为例，来说明证据收集审核的具体内容。

实践中，存在国家工作人员与他人合作开办公司的情形，该行为属于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违纪行为，还是以合作之名行权钱交易之实的行受贿行为，应结合具体情形具体分析。

实践中，笔录类型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比较常见，如对其他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的行贿人取证时使用讯问笔录、与非党员的监察对象或者证人谈话使用纪委监委双头谈话笔录等，因此有必要对笔录类型进行系统梳理。

1.对司法机关未作犯罪认定，退还财物的处置方式依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09条第4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依法将不认定为犯罪所得...

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意在打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金融工具，违规为他人出具票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职务犯罪行为。

金融领域腐败社会危害性大，腐渎交织危害更为突出。一些金融领域腐败案件背后的失职渎职问题，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损失触目惊心，必须严肃惩处。

随着对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腐败的深入整治，涉及国企领导干部违规决策、失职失责等问题的相关刑法罪名在实践中得以更多认定，其中就有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的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实践中，精准适用该罪名，需准确辨析该罪名的主观方面、严重不负责任、因果关系等要件。笔者结合办理的案例，尝试对该罪名进行释法析理，以资参考。

随着我国对教育投入的增大，高校后勤采购费用和支出日益增长。同时，其中也滋生一些腐败问题。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对基层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同时，村基层组织人员借机攫取非法利益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国家出资企业中工作人员身份关涉到监察对象认定、罪名认定、管辖等问题。

1.如何制定谈话方案、做好内部分工？（1）制定谈话方案。谈话人员要按照一人一策的原则确定谈话策略，制定周密谈话方案。（2）谈话工作均应...

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认定职务犯罪的前提。委派和委托是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常见情形，如何理解刑法上的委派、委托等相关概念？在国家出资企业中，总经理办公会能否认定为“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受委派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人员另行委托第三人代为履职，该第三人能否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我们结合审理的相关案件尝试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希望能为类似情形的处理提供参考。

开栏的话：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指出，突出重点领域，深化整治金融、国有企业、政法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和粮食购销等行业的腐败。即日起，本报开设“深化整治重点领域腐败·罪名与案例”专栏，着重选择重点领域腐败相关刑法罪名，结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对相关案例及罪名适用进行分析，以资探讨。

实践中，对于部分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游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违纪行为仍存在较大争议，本案例从是否改变公务行程、是否具有旅游性质、是否增加公务成本等三个方面进行辨析，加强对此类行为的理解。

华某，W市某国有企业工程管理部副经理。须某，A工程公司（私营企业）老板。华某某，华某的特定关系人。

笔者在实践中遇到这样一起案例。某行政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后，以财务人员甲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设立“小金库”，并存入630万元，由甲负责保管。银行工作人员见甲账户内有大量流动资金，推荐其购买“七天通知存款”，比活期存款利息高些，可以赚些利息零用。

2022年5月，赵某找到李某，请托其为赵某亲戚赵某甲承揽A大学科技楼工程项目提供帮助。此后，李某组织饭局邀请赵某和刘某参加，并介绍二人认识，刘某当场答应为赵某甲承揽A大学科技楼工程项目事宜提供帮助，但事后其并没有干预该项目的招投标工作。饭局结束时，李某收受赵某所送现金10万元。几个月后，该工程项目公开招投标，赵某甲并没有成功中标该项目。李某得知了此情况，也没有退还赵某上述10万元。

共同骗取房屋征收补偿款如何定性？

党员干部“借鸡生蛋”是否构成受贿？

对上级瞒报和虚假汇报的行为如何认定？

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打着与请托人“合作”的旗号并出资，再利用职权帮助完成请托事项，最终获取“分红”，表面上看符合正常投资的形式，但本质上是给公权力找一个变现的渠道，在认定此类行为时，必须穿透现象看本质，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李某，时任A市市长；刘某，李某的特定关系人；张某，A市市属国企B公司董事长。作为下属，张某为维护好与李某的关系，曾多次宴请李某，李某经常邀请刘某一同参加，张某多次在宴请时表示，“如有需要请尽管吩咐”“一定落实好领导指示，做好服务保障”。

审查调查对象的15种心理。

王某，某区自然资源局局长。2019年6月，应A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请托，王某为该公司申请建设用地指标提供帮助。事后，赵某为表示感谢，将A公司名下一套价值600万元的房产送给王某，王某接受房产钥匙后，对该房产进行装修并入住。为逃避组织调查，王某要求该房产继续登记在A公司名下，待“安全”以后再办理转移登记，赵某同意并承诺随时配合办理过户。2021年4月，赵某因需要短期资金周转，在未告知王某的情况下，擅自将上述房产抵押给银行，并申请了一年期的银行贷款。2022年2月，王某、赵某被留置，至案发时房产抵押未能解除。

A公司系S市某国有控股企业，其中B国有公司出资70%，丙控制的C公司出资30%。甲、乙经B国有公司委派至A公司分别担任董事长、财务总监，丙被A公司董事会聘任为总经理。

有效提升证据审核质量，对于保障和提升案件质量，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结合实践，浅议如何提升证据审核质量。

阅卷笔录是案件审理环节理顺案件事实的重要载体和审核证据程序的重要记录，反映审理人员阅看案卷材料、发现案件问题、提出审核意见、形成审理报告的过程。高质量的阅卷笔录能够化繁为简，直观展现违纪违法事实，清晰反映证据状态，对准确起草审理报告具有重要意义。笔者结合实践，浅议制作审理阅卷笔录的思考。

B市A有限责任公司，由戴某、张某共同出资设立。其中，戴某担任董事长，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担任法定代表人。

袁某，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17年至2020年，工程老板陈某陆续承接袁某管辖范围内多个政府工程，袁某未提供帮助。2018年1月，陈某因工程建设需要，向袁某提出借款需求，承诺按年利率20%支付利息。袁某为赚取利息，决定出借家庭资金50万元。同时，袁某将陈某借款需求及承诺利率告知其妻弟王某（非党员、非公职人员），王某亦出资50万元请袁某一同借予陈某，2018年2月，袁某通过王某账户将100万元转至陈某的银行账户，并以王某的名义与陈某签订书面借款协议。截至2020年案发，陈某共支付袁某利息40万元，袁某、王某各分得20万元。

审理谈话是案件审理部门履行审核把关、监督制约职责的重要方式，在保障被审查调查人权利、巩固和提升案件质量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实践中，要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审理谈话，增强审理谈话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效提升审理谈话质效。

王某，S市甲国企总经理。2016年，王某与控制多家私营企业的私企老板刘某通过业务相识，此后，二人开展合作拓展新能源汽车租售等业务。2017年至2019年间，王某明知刘某不具资金实力、不善经营管理且缺乏履约能力，仍利用全权负责经营管理的职务便利，违反甲国企经营管理制度，直接或通过中介公司与刘某控制的私企开展新能源汽车的租赁、购销业务，采取违规收取商票并贴现、违规先提车后付款、零利润销售等手段滥用职权，致使甲国企无法收回汽车销售款及租赁款，最终导致经济损失达4亿余元。

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违规收礼案件时，会遇到党员干部主动上交所收财物情形，对此有时采取登记上交方式处置。实践中，主动上交与登记上交概念较易混淆。笔者尝试对主动上交财物三种不同情形下的行为认定和涉案财物处置进行分析，以厘清主动上交和登记上交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周某，A公司（国有独资公司）董事长。郑某，B公司（私营企业）法定代表人。韩某，C公司（私营企业）法定代表人。

李某系某市副市长，张某系某私营企业老板。2015年，李某应张某请托，利用其担任副市长的职务便利，为张某承揽该市工程项目提供帮助。张某据此获得巨额利益。2015年底，张某为了感谢李某提供的帮助，以帮助李某获取高额利息为由，向李某提出借款1000万元用于转贷，并承诺保障李某本金的安全以及月利率3%的收益。2016年1月，张某收到李某转来钱款1000万元。2019年6月，李某退休。2019年7月，李某从张某处收回本金1000万元，并获利息1260万元。经查，2016年7月至2019年6月，张某用李某1000万元中的200万元出借给私营企业主田某，月利率3%，共获利息216万元，张某未将这一事实告知李某，李某对于张某是否转贷也未跟踪了解。

A行为某地方国有控股城市商业银行，其领导班子成员均为受国有投资方委派在A行从事公务的人员。

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均系行为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他人财物。两罪均表现为行为人在请托人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起到斡旋作用，在构成要件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行为可能存在交叉、竞合。笔者认为，区分这两个罪名应从以下几方面把握。

甲为A市某单位“一把手”。乙为甲的胞弟，高中毕业后一直无业。甲乙二人曾商议，甲来负责“当官”，乙来负责“赚钱”，由乙照顾好父母。甲自担任某单位“一把手”后，经常携乙参加各种饭局，把乙介绍给自己下属，并表示乙在做生意，让下属“照顾”。后乙多次直接找到甲的下属丙和丁，在工程承揽、人事安排、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共1000万余元。整个过程中，甲没有就具体请托事项向丙、丁打招呼。后甲之子购房，甲让乙支付200万元购房款。此外，乙负责甲乙父母的购房、医疗、保姆等费用。

甲，中共党员，某区建管委副主任，分管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工作。乙系个体建筑商，在甲所任职的辖区内承接建筑工程。2010年，甲在检查乙承接的工程施工现场时发现扬尘太大等问题，遂要求其整改，乙找甲帮忙，甲予以关照，两人因此结识。在交往过程中，甲提出今后如有工程可以给他推荐的人来做，乙答应。2015年，乙承接了甲所任职辖区内的某绿化景观工程，系某市属国企在该区开发的住宅小区的配套工程，乙将相关情况告知甲，甲提出让其外甥丙来做，乙同意，并帮助丙顺利中标。丙通过承接该工程从中获利200多万元，其将一半利润送给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