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某省属国有公司董事长崔某未经前期充分评估论证，即决定启动收购国外一矿产公司，后报省国资委批复同意。
以案明纪释法 |收受借条行为如何认定
行贿获得项目后合法经营获利是否应予追缴
甲系某国有公司负责人，乙系私营企业主。
2015年，某省直部门公职人员甲接受乙的请托，为其房地产项目公司在用地性质及容积率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乙承诺给予甲好处。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五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监督检查、审查调查部门已查清主要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事实并提出倾向性意见的；对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性质认定分歧较大的，经批准案件审理部门可以提前介入。”笔者认为，审理人员在提前介入时须在“准、严、畅”三个字上下功夫，让提前介入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审查调查和审理工作。
甲公司系乙国有公司的参股企业。2012年1月，张某经乙国有公司党政联席会议任命，出任甲公司总经理。2014年10月，甲公司因经营困难进行改制，仅保留少数行政人员在岗，将大部分职工转为“待岗职工”。
近亲属收受财物 怎样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故意
以案明纪释法 | 牵线搭桥并收受转送贿款如何定性
王某甲，2004年任A省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2012年退休。2005年，王某甲与在A省经营香烟盒皮印刷业务的私营企业主刘某相识，并介绍其子王某乙与刘某相识。
审理谈话是对案件查办过程进行监督的重要一环，也是保障被审查调查人权利的重要举措，必须用心用情做好，笔者认为，具体可以从做到以下“五员”做起。
钱某，中共党员，A区政府原区长。2013年下半年，A区2014至2016年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劳务外包项目（6个标段）对外进行招标，时任A区区长的钱某与国家工作人员李小某、B保洁公司经理范某三人商议后决定合作此项目，形成以李小某的哥哥李大某的名义与B公司合作，双方各占股50%的合作合意。
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制作笔录。作为记录电子数据获取、流转过程的电子数据提取笔录，不仅在调查中起到连接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的纽带作用，而且能反映电子数据取证过程的合法性，证明电子数据保管链条的完整性。笔者结合办案实践，对如何制作电子数据提取笔录谈几点体会。
武某，C市某区区长，中共党员。2014年至2018年，武某介绍其亲属向某私营企业主刘某放贷收息，后刘某因资金链断裂，对外欠款达两亿元，名下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无力偿还92万元借款，武某多次出面催促后仍无结果。
在查办领导干部收受酒水、字画等类似案件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要注重把握行为人主观认识这个关键因素，深入分析研判，防止因实物已经灭失而对此类案件一概不按犯罪处理的误区。
要求请托人购买配偶推销的保险产品如何定性
甲系某国有公司总经理，乙系私营企业主，丙系甲的同学、某国有房地产企业负责人。甲曾经利用职务便利，在多个事项上为乙提供帮助，甲与丙无任何职务关联。
2021年12月，A省B市C区某中学发现新冠确诊病例，由于该市重视程度不够，应急处置措施不当，学校发生聚集性疫情，并迅速在区内传播，仅2周该区确诊病例高达1000多例，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2022年1月，省委成立问责调查组，对B市疫情防控不力问题启动问责。
何某燕，个体工商户，挂靠某煤矿基本建设工程公司承揽到某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某煤矿六采区矿建工程，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后，为了顺利结算工程款，何某燕于2020年中秋节前及2021年春节前先后两次送给该煤矿负责人荀某人民币30万元。后在荀某关照下，该项目的工程款顺利结算。
近年来，随着行受贿形式日渐隐蔽和多样化，亲属间行受贿行为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如，国家工作人员郑某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胞弟郑甲承揽工程提供帮助；郑甲获利近3000万元后，以兄弟帮衬为由，为郑某购买了一套价值300余万元的房产，该行为是否构成贿赂犯罪？
无法折算价值的经济往来能否单独认定为违纪
甲，中共党员，2000年2月至2010年1月，甲担任省属企业A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私营企业主乙实际控制的公司向A公司长期供应石油焦业务提供帮助，乙获取巨额利润。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在审理工作中，善于总结和运用工作规律和工作方法，对于能动应对复杂多样的违纪违法案件，稳妥驾驭纷繁复杂的证据材料，实现案件办理的高质量，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总结经验，认为证据审核应当坚持“四个并重”。
A公司，某国有独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甲任A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乙任A公司客户部经理。
甲，A国有公司总经理；乙，A国有公司副总经理；丙，A国有公司财务部门负责人；丁系乙的同学、私营企业主。2019年，在丁的牵线下，乙、丙为A国有公司做成一单投资项目，为公司创造丰厚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