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公元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市夏县）人。
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直谏忠臣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中始终坚持原则，举荐贤人，斥责奸人，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谏。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有确定下来。群臣怕触犯皇上忌讳，都缄口不言。而司马光却当面和仁宗说起此事。仁宗虽然没有怪罪他的意思，却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再次给仁宗上书，言明利害关系。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已。司马光料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令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礼遇，唯司马光一人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6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得到恩准，也请求与他们一样被贬官。
司马光一直坚持原则，被称为“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有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安邦治国
人才、礼治、仁政、信义是司马光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说，修心要有3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要有3项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帮助朝廷捉住敌人李谅祚。司马光上书反对，他说：“嵬名山的兵力不足，未必能捉住李谅祚。即使侥幸得胜，治标不治本，以后还会产生另一个李谅祚，这就成了我们的祸患。”皇帝没有听从司马光的意见，从此西边狼烟四起。
公元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想将几千年的历史兴衰得失编写成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以便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历年图》25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通志》8卷本。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他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神宗即位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此书终于完稿，连修订在内共用了19年时间。
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1362年的历史，全书共294卷，且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作为文学作品欣赏。
以俭养德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爱钱财。仁宗时，施行高薪养廉制度，朝廷对司马光有不少赏赐，但他分文不取。如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元丰七年12月，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赏与银、绢、衣和马”等。但史料记载，这几次赏赐司马光都没有要。仅有一次，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获得近千缗，他左手进右手出，将全部所得都交给了谏院做公使钱。
司马光一生不喜华靡，“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司马光的宅第简陋，仅可避风雨。更为可贵的是，司马光不仅自己以俭养德，而且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家人。
司马光从小浸润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的母亲聂氏。一次，他和一群小伙伴在庭院玩耍，一个同伴不慎掉进大水缸里。其他孩子吓得慌忙逃走，而司马光却砸缸救了人。又一次，司马光想吃青核桃，却剥不开皮。姐姐试了试，也剥不开。女仆见了便把青核桃放在开水里烫了一下，皮就被剥了下来。姐姐回来问他皮是谁剥下来的?司马光说是自己剥的。在场的母亲看得一清二楚，便教育儿子：“谁剥开了核桃皮是一件小事，可撒谎却是一件大事。一个人即使才能盖世，品德残缺，一生也将无用武之地。”
在母亲的教诲下，司马光德才超众，通贯古今，十九岁考中进士，后来官至宰相，他的母亲聂氏功不可没。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