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世称“昌黎先生”。在许多人心中，他是“文起八代之衰”的辞章巨公、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正师道、弘儒学、从祀孔庙的百代之师。
其实，他还是一位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恪尽职守的清廉人臣。在广东阳山、潮州，韩愈勤政恤民、兴师重教的事迹有口皆碑，特别是他任潮州刺史仅半年多的时间，就留得了“赢得江山都姓韩”(赵朴初《访韩文公祠口占》)的吏治佳话。
愈挫愈勇 阳山奋起
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韩愈冒着风雪，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阳山县就职。
这并非他第一次来到遥远的岭南。韩愈父母早亡，幼年随长兄韩会南谪至韶州(今广东韶关)。不久，韩会病逝于此。而阳山在韶州西南，山川险峻、荒凉闭塞、终年炎瘴的环境令初来乍到的韩愈深感不适，更加深了他“待罪于斯”的黯淡心境。他在《送区册序》中称，“阳山，天下之穷处也”，“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因语言不通，他只能“画地为字”与人交流。
在最初愁闷的心绪渐渐平复之后，他写下《县斋有怀》一诗，回顾了自己科场蹭蹬、怀才不遇的前半生。
年轻气盛的韩愈满心期待着在考场上“一战而霸”，可惜出师不利。贞元三年至五年(公元787—789年)，他3次参加进士科考试连续落第，直到第4次入闱才顺利上榜;随后又3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均铩羽而归。
韩愈3次上书当朝宰相赵憬，望得其赏识，结果不但杳无音信，反而惹来“躁进”“汲汲于功名”的非议。心灰意冷，加之迫于生计，韩愈无奈于公元795年离开长安，两度入地方节度使幕僚。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第4次投考终于通过铨选，次年被任命国子监四门博士。
在阳山令任上，韩愈的贡献在两个方面：一是普及耕作技术，劝课农桑;二是传播中原文明，使得过去“户不闻诗书”的落后山区呈现出“入耳有弦歌”的文雅之象。
如今，阳山不仅拥有贤令山、韩公祠、韩山书院等众多相关人文遗迹，更存有韩愈手书的“鸢飞鱼跃”摩崖石刻、《远览》诗刻、《千岩表》题字等珍贵文物。
仗义执言 再遭南贬
韩愈在阳山的积极作为，除了源于百折不挠的个性，更与其鞠躬尽瘁的从政理念密切相关。
韩愈在《圬者王承福传》中，借圬者(泥瓦匠)之口指出，百官无论官职高低，都应“惟其所能”，竭力做好本职工作。正如器皿的大小形状不一，是为了各尽其用。若“食焉而怠其事”，光拿俸禄却不作为，则必有灾殃。
在国子监任职期间，他有感于当时长安朝野“耻学于师”的陋习，又作《师说》加以批驳，捍卫师道尊严，造成极大震动。
公元806年夏回到长安后，韩愈历任国子博士、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时有迁降，浮沉不定。他曾因反对宦官包庇东都洛阳的僧道信徒蔑视法纪、胡作非为，与宦官集团结怨;任河南令时，为阻止地方部队暗中蓄养兵力、意图不轨，韩愈又陷入与藩镇势力的斗争之中。
任史馆修撰时，韩愈还曾受命参与编写《顺宗实录》，因据实记录德宗、顺宗在位时期诸多弊政内幕，“忠良奸佞，莫不备书”，最终朝廷多次下令派人“刊正”。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沉迷佛道的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恭迎佛骨舍利于宫内供养，此举引得王公士庶趋之若鹜，长安崇佛风潮盛极一时，甚至有民众为求功德，不惜“废业破产、烧顶灼臂”。
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作《论佛骨表》，痛陈迎佛骨之荒谬。宪宗读后大怒，险些处死韩愈，幸得宰相裴度等大臣说情，乃改判潮州刺史。
利居众后 责在人先
公元819年正月，韩愈被迫离开长安赶赴潮州。不久，其家眷也被逐出京城，幼女不幸病夭。在经由蓝关古道翻越秦岭时，遇上大雪，他怀着满腔的悲愤写下了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冰天雪地，长路漫漫，韩愈深感世事的无常与彻骨的寒意。南下途中，他又在《泷吏》等诗作中描述了涨海连天、毒雾不绝、飓风频繁、鳄鱼出没等景象，时时胆战心惊。
《旧唐书》本传载，当年3月底，韩愈甫到潮州，便四处访农问稼，了解民生疾苦。得知鳄鱼成灾、食民牲畜之后，他于4月在“恶溪”渡口举行仪式，以一纸《祭鳄鱼文》显示了驱逐鳄患的决心。
另据潮州《海阳县志》及民间传说，韩愈曾在当地修堤凿渠。但他最为人称颂的，无疑是延师建学、振兴文教之功。韩愈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提到，自愿捐出俸禄，“以给学生厨馔(改善伙食)”。
在韩愈的政令推动及名望感召之下，潮州逐渐文运弘开，礼乐昌隆。据清乾隆年间《潮州府志》记载，潮州进士及第人数从唐代寥寥数人增至宋代一百余人。从宋代开始，潮州人民便把韩愈驱鳄的“恶溪”改称为“韩江”，他登临过的“东山”(笔架山)则易名为“韩山”。
公元819年10月底，韩愈获大赦，移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到任后，继续施行仁政，大举赎放奴婢。公元820年底返回京师，官至吏部侍郎等职。
病逝前两年，韩愈还以宣慰使身份孤身犯险、深入镇州，不费一兵一卒平息兵变。这就是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他“勇夺三军之帅”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