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学者颜之推撰写的《颜氏家训》是中国家训史上的重要著作，里面谈了很多教人读书写文章的道理。其中《勉学》篇有这样一句：“邺下谚曰：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说的是邺城这地方，有个熟读四书五经的博士，要到集市上去买驴，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得立下契约才行。付完钱后，博士要求卖驴人写一份契约，卖驴人不识字，请博士代写。他洋洋洒洒写了三页纸，都没提到应该写的“驴”字。卖驴人等得不耐烦，轻蔑地说：“你只要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卖了一头驴子给你，收你多少钱，不就完了？干吗还没完没了写了整整三张纸？”围观的人哄笑不已，博士也自觉没趣，忙牵着毛驴灰溜溜地走了。颜之推举这个例子，是希望自己的后代不要效仿当时流行的文风，“问一言辄酬数百，择其指归，或无要会”，“使汝以为师，令人气塞”。
北宋初年有一个叫赵邻几的文臣，担任过秘书省校书郎、直史馆、知制诰等职。他自幼好学，知识渊博，善写文章，每次构思，必正襟危坐，一下笔就数千言。他写的文章对仗工整，结构缜密，受同辈人推崇。他曾作《禹别九州赋》，长万余言，时人争相传诵。但这位文章老手，在担任为朝廷起草文书的知制诰时，却表现不佳，《宋史》说他“及掌诰命，颇繁富冗长，不达体要，无称职之誉”。赵邻几写的公文，篇幅冗长，文辞累赘，不符合文体要求，是个不称职的秘书，他把写赋的才能运用到写公文上，写赋要求铺张扬厉，而公文要求简明准确。
明代一位叫茹太素的官员，也犯了与赵邻几同样的错误，他的遭遇就更加曲折了。明代天启年间官修的《礼部志稿》中，记载的一则掌故颇为有趣：明代洪武年间担任刑部主事的茹太素，每次上奏章动辄七八千字乃至万言，且语意艰涩，明太祖朱元璋每看他的奏章都头疼。洪武九年（1376年），茹太素上了一份陈时务书，足足有17000字，因为篇幅太长，朱元璋懒得看他的奏章，让别人念给他听，读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没听出个所以然来。朱元璋大怒，令人将茹太素杖打了一顿，随即下令：“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朝廷者，罪之。”
第二天，朱元璋又想起茹太素的奏折，耐着性子听完了余下的部分，认为奏折最后提出的五条建议还是不错的，朱元璋采纳了其中四条。明明五百字就能把问题说清，茹太素非要洋洋万言，误时误事。有鉴于此，朱元璋大力革新文风，命令中书省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发给官员，“俾陈得失者无繁文”。
赵邻几、茹太素都是文采不俗之人，所以下笔千言对他们不是难事，但不分场合地炫耀文采、炮制长文，则体现出他们缺乏文体意识。不同的场合要使用不同的文体，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写作规范，古人对此十分讲究，魏晋南北朝时代，已出现了“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说法，后来对文体的辨别更加明晰。写文章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宜简明平实，直击要害，若是千言万语才进入正题，早已错过解决实际问题的时机了。（刘琪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