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的于成龙故居，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内现存三座院落，分别为于成龙父亲于时煌、于成龙兄长于化龙及于成龙本人旧居。山西省吕梁市纪委监委 供图
于成龙画像（资料图片）
提到古代循吏干臣，清初于成龙（1617—1684）必有一席之地。他45岁入仕，从知县做起，意志坚定，笃行务实，政声卓著，三次被举“卓异”，终成一代封疆大吏。于成龙为官二十余载，深受当政者器重和百姓爱戴，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后，“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于成龙可以说是古代为官者的典范，而他能够有此成就与其秉持的为人处事之道密切相关。
见利勿趋见害勿避
《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于成龙深受儒学义利观影响，重义轻利。明崇祯十二年（1639），于成龙在家乡山西参加乡试，正榜没有考中，但以副榜贡生身份取得吏部铨选资格。有人劝他，可以花点儿钱财，通通门路，补个好缺，他断然拒绝，认为这样不但会陷别人于危境，也违背自己的天理良心。
此后直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于成龙才有机会出仕。他被选去广西罗城做知县，要知道罗城那时还是蛮烟瘴雨之乡，北方人光是气候就很难适应，再加上这里刚平定不久，治安混乱，此前清廷派遣过两任知县，一位连同其家属、随从悉数殒命，另一位上任不久即弃印逃亡，罗城环境之恶劣可以想见。但就是这样远见不到荣华富贵、近有生命之忧的地方，别人避之唯恐不及，于成龙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慷慨赴任。
于成龙在担任福建布政使时，经常有外国贡使赠送礼物，他悉数摒绝。后来有人送他名贵香料，他也只是闻一下就物归原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但是面对义与利的选择，于成龙不会谋求“非义之利”，更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见利忘义，“放于利而行”。
坚持“义以为上”是他一生所秉持的处事原则，即使身居罗城这样的“极苦”之地，他也能够很快适应，“居之久而不为苦”。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甘于淡泊，但对于成龙而言，此“苦”不过是居所破旧、布衣蔬食罢了，很快就能习以为常。这种不以苦为苦的态度是对“非义之利”的淡然，也是对君子之义的坚守。
万物皆有两面，“苦”与“不苦”只在一念之间。王阳明当年被贬偏远之地贵州，才有了后来的龙场悟道，心学创立。于成龙以之为榜样，几年时间将罗城治理得“时和年丰，盗息民安，官民亲睦”。在这种境遇下还能做出如此成绩，不但百姓对他感恩戴德，也让上级对他刮目相看，于成龙因此成为当年广西官吏考核中唯一的一名“卓异”，为他今后的仕途开了个好头。
可以说，见利勿趋、见害勿避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勇气，于成龙正是凭借着它，才能够义无反顾、坦荡磊落。
方而不割廉而不刿
“方而不割，廉而不刿”，语出《老子》，大意为方正但不孤傲，清正廉洁但能够宽厚包容。于成龙一生都在践行这八个字，为人处事既坚守自己的正直和原则，同时也注重审时度势，豁达圆通。
“方而不割，廉而不刿”表现在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上。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能够反求诸己，遇到问题首先检讨自己，而小人则将责任归咎于其他人。
于成龙处处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当年初到罗城，身体羸弱，处境艰难，而身边的仆从却因忍受不了这里的环境而“群谋为归计”，他非但没有加以阻拦，反而“叮咛各自逃生”。只有一位叫苏朝卿的义仆留下，其余掉头不顾。之后家里送来的仆人生病，他又派苏朝卿护送其还乡，结果罗城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生死莫能自主”。落魄之时，仍能替他人着想，不累及别人，哪怕置自己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于成龙的宽厚大度可见一斑。
于成龙生活节俭，衣则求暖，食则求饱而已，对自己吝啬，但是对别人却慷慨大方。康熙八年（1699），于成龙升任黄州府同知，驻麻城歧亭。忽值饥荒，歧亭一周姓世家，八月未至而炊烟断灭，妻子儿女啼哭不已，于成龙便用自己的俸银买稻米两石送至其家。而此时于成龙所食不过糠粥而已。所谓糠粥，就是将糠皮炒干磨成粉，撒在稀饭中同食。古语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于成龙的“薄己厚人”让他心底无私天地宽，这也是他成就事业的强大精神助力。
“方而不割，廉而不刿”还表现在他处理问题时注重“度”的把握上。他一向清廉自持，不受贿赂，但在罗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罗城，百姓感激他的付出，又心疼他过得清苦，在缴纳钱粮时常会多带几枚铜钱，顺手放置于其案牍。于成龙一定不收，百姓一定要给，于成龙遂象征性地收取四文钱，大致相当于市场上一壶劣质酒的价格，并且声明只此一次。
他心中的“度”可以视作“方”“圆”的结合。“方”是准则、是态度，是做人的脊梁，“圆”是技巧、是方法，是处事的锦囊。他明白方中有圆，圆中有方的道理，“方”让他立场坚定、态度坚决，而“圆”则让他自然融通、大度宽容。
四文钱不多，但承载的却是无价的情义；四文钱不少，它代表了于成龙的处事之道。正因为于成龙懂得情理兼顾、以诚待民的道理，故而能够赢得百姓的信任和爱戴，昔日以民风顽悍著称的罗城被他治理得“官民亲睦……如家人父子。”
于成龙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于成龙曾被任命为乡试外帘官，别的官员都是美服盛饰，只有他敝衣破履地站在人群中间，有人故意刁难嘲笑，他皆不予反驳，且泰然自若。显然在服饰这个问题上，于成龙既不会因为别人的想法而改变自己，也不会对别人的行为评头论足，他在保持自我的同时又尽量与社会、与他人达成和谐。
不止同僚，与友人相交时，于成龙也不会求全责备。黄州灾荒，适逢友人拜访，于成龙以糠粥招待，友人见食物粗鄙，罢箸不食。于成龙没有道德强迫，也没有理论说教，只是和风细雨地解释：糠粥虽少见于官吏之门，却是穷人家的便餐，他日做客府上不以糠粥招待，就罚你赈济灾民！朋友听了，不仅没有觉得于成龙怠慢，反而对他的清廉极为佩服。于成龙用这种不失幽默亲切的方式，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又让别人避免了尴尬，同时还劝其为善，其处事智慧令人钦佩。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同样语出《老子》，大意是耿直而不轻狂，能力出众却不张扬，这也是于成龙一生都在遵循的处事之道。
“直”是真诚，是率直。子思说：“诚者，自成也”，“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真诚是社会交往中最好的润滑剂，是成己成人成物的法宝。
在广西时，巡抚金光祖脾气暴烈，对下属态度严苛，动辄还会骂人。于成龙在他手下做事，自然少不了挨骂。不过他性急且硬，经常会和金光祖据理力争。几番交锋过后，金光祖不但没有记恨，反而觉得于成龙是个有想法、有能力的属下，而且率真坦诚，值得信任，于是常邀他一起讨论国计民生。
湖北巡抚张朝珍也因为于成龙的直言不讳而对他青睐有加。一次，张朝珍收到情报，说武昌城中一大户人家私藏兵器，准备和吴三桂里应外合围攻武昌城。这是叛乱大事，张朝珍打算立即派兵抓捕。于成龙知道后，冒着贻误军机的风险力行劝阻。他认为，武昌城中的大户多半已出外避难，留在宅中看守的不过几个仆从，家中若有武器也不过防盗自卫之用，不若先派人调查再行处置。张朝珍听取了他的建议，最后果如其言。
值得一提的是，于成龙虽然以直待人，但从不傲慢自大，肆无忌惮。在被金光祖倚重后，他在金光祖面前较之从前更加恭敬有礼，对方的提问，他了解的会说得深入细致些，不太了解的，会说得宏观约略些，但绝不说些没有根据的话。而且他们谈论的内容也多限于政务，于成龙并不利用上级对自己的偏爱而对政事之外的人与事妄加评判。
在黄州，于成龙“以文吏而擅武略，屡著奇勋”，取得耀眼的成绩之后，他行事愈加低调。于成龙在黄州两次平乱，立下汗马功劳，上级要为他申请奖励，但他无意加官晋爵，而是以老母景迫桑榆为由辞官回乡，未获批准。不过他善用谋划的声名已经海内尽知，当时正逢三藩之乱，许多省份的总督、巡抚或者其他官员写信向他请教用兵计谋，于成龙不论对方官级大小，一一悉心回复，虽然回答的可能不算尽善尽美，但均谦虚谨慎，语出肺腑，知无不言，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作为一名卓尔不群的干将能吏，于成龙自然也会招来别人的不满和嫉妒。如康熙十七年（1678），他离开湖北，升任福建按察使，因为升职过快，风头过健，得罪了一些人，以至于他的离任手续迟迟办不下来。空闲之时，他也会发几句牢骚，但很快调整好心态，耐心细致地与时任湖北布政使徐惺沟通，为他出谋划策，减轻工作压力，提高办事效率。不仅如此，他还委婉地劝说巡抚张朝珍不要苛责徐惺的延误之失。徐惺对他很是感激，临别之时作诗相赠。对于其余为难过他的人，于成龙也秉承爱人以德的处事原则，从未公开指责，更没有深入追究。
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于成龙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但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屡屡突破困境，向风而行。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病故。著名学者戴震在编修《汾州府志》时撰写了于成龙的传记，赞其“清严忠直，勤劳治事，官吏无不敬畏，归于廉慎”，其为人处事之道，要在廉慎二字。（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徐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