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将清白继家传”，这是明代廉吏李炯然在生命最后时刻对后代的殷切期望。
李炯然，字汉章，山东蒙阴人。明代天顺元年（1457年）中进士，初任户部主事，执法不畏权贵。成化十三年（1477年），江北灾情肆虐，南及扬州，北到徐淮，千里赤地，饿殍横陈。李炯然奋然请命，赴安徽凤阳一带赈灾，至则遍历灾区，动员地方上的富豪之家捐献物资，并向邻近州府借贷，使无食者食之，无衣者衣之，有疾者医之，解民于倒悬。
李炯然夙兴夜寐、恪尽职守，终至忧劳过度，遽然辞世于任上。众为棺敛，阅其行囊，唯书数卷、药数剂，另有遗诗一首：“强颜人世已多年，一事无成馆遽捐。仕路哪知终粉署，宦囊谁信只青毡。死生有命吾何恨，俯仰无惭世漫怜。寄与故园诸子弟，好将清白继家传。”
捐馆，即放弃自己的官邸，古时对官员去世的委婉说法。粉署是官署的代称，东汉尚书奏事于明光殿，这座殿堂的特别之处是用胡椒粉涂墙壁，所以后世常用粉署、粉省来指代尚书省，或延伸到一般的官署。
李炯然的这首诗，说世事纷繁复杂，多年来，我勉力支撑，直至生命尽头仍一事无成。我一生公忠体国、不蓄私财，以户部郎中之职、在赈灾任上结束从政之路，谁能相信我的宦囊中只有一席薄薄的青毡？我平生为人做事俯仰无愧，世人不必为我的离世惋惜。临终之际，寄语老家的子侄辈们，一定要把清白家风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好将清白继家传”，李炯然用“清白”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这与其良好的家教家风是分不开的。李炯然的父亲李柰，字时珍，宣德二年（1427年）进士，初授行人，后任南京四川道监察御史、陕西布政使司左参议等职。任监察御史期间，“纠举不避权要”“尤恶贪暴”，有“铁板李御史”之号；任参议戍边期间，体恤民情，治民无冤狱，卓有政声，又有“李佛”之号。参政孙毓田问他：“君御史，人号铁板；今参议，又号李佛，何前刚而后柔乎？”李柰回答：“御史尚弹压，参议贵抚循。官固不同，政亦有异，可一概施耶？”
李柰持身耿介，虽寒士时，非其义一介不取。乡里有一巨豪，以不义致富，晚年却礼贤下士，素慕李柰，以厚币招之，李柰不往。有人认为李柰心胸狭隘，李柰说：“吾闻君子不饮盗泉之水，况不义之物而可受耶？”李柰曾奉命出使外邦，对于丰厚的馈赠，他分文不受，归来时经过顺德，同乡之人、在顺德为官的张时款待他，见李柰宦囊，认为里面肯定盛满了远方珍物，打开一看，竟是黄连数升，原来李柰“素苦目疾，故之备也”。
史载李柰“居官所在，有冰蘖声。”古人认为冰最寒、蘖最苦，饮冰食蘖，比喻一个人处境寒苦而葆有操守。李柰“自奉甚俭约，居常食不兼味”。年老体弱辞官归里时，“所积不足充道里费，身后惟遗书数千卷而已”，幸得同僚解囊相助才凑足路费。退居林下而心不忘朝廷，“每闻登一正人、行一善政，辄喜形于色，否则愀然不乐者累日”，其忧虑国事者如此。当时就有人评价“士如李时珍，当于古人中求之”。
李柰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教育子女义在利先、俭以养德、清白传家的道理并督促其践行。临终前，李柰遗命李炯然：“吾遭时发身，官至方面，得保首领以没，固无所憾。但念国恩未报，汝今忝科第，他日当尽忠所事，以补乃父之不足，即吾死瞑目矣。”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不忘叮嘱儿子忠于职守、勤于政事、力行不怠，不要辱没了清白的家声。李炯然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诲，一生勤谨做事、清白为人，直至累死任上。
李炯然长子李梦龙，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地方志记载其“令宣城，守定州，治行卓异，升甘肃兵备副使。时外寇内饥，梦龙调度有方，军民赖之。”李炯然弟李灿然，次子李梦麒、三子李梦麟、四子李梦熊，以及李炯然孙、李灿然子，科第连绵，有“一门三进士，父子九登科”之称，同时也以清白的家风和操守为后世敬仰。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好将清白继家传，清白家风是留给后人最好的财富。（伊廷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