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三日三夜三望洋，三支蜡烛过岩洞。”车岭、九岭是福建宁德寿宁县的古代交通要道，这首民谣生动描述了旧时进出寿宁之艰难。
漫漫古道，幽幽路亭，几缕愁思，蜿蜒在历史深处。时光回溯近400年前，一名花甲老者跋山涉水来到这个“地僻人难至”的地方任知县，他就是冯梦龙。
冯梦龙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著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东周列国志》等直至今天都脍炙人口的作品。因为冯梦龙的文学成就极为出彩，掩盖了其清正廉洁、务实为民的循吏光芒。冯梦龙仕途虽然短暂，为官品级也仅仅是训导、知县之类的小官，但他抱着“以勤补拙、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的理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爱戴。
明崇祯七年(1634年)，冯梦龙经过了近3个月的辛苦跋涉，到达寿宁县。4年知县任内，他本着“一念为民之心”“不求名而求实”“大事小事，俱用全力;有事无事，俱抱苦心”的态度，努力治理寿宁，留下千古佳话。
“县在翠微处，浮家似锦棚。三峰南入幕，万树北遮城。地僻人难至，山多云易生。老梅标冷趣，我与尔同清。”这首《戴清亭》诗是冯梦龙在寿宁知县任上写就的，表达了自己愿与梅花同清白的高洁志向。寿宁县南阳镇的南山顶上，伫立着一尊老者的塑像，老者左手捋须，右手握卷，脸庞清癯，眉头紧蹙，一副忧国忧民的神态，这就是寿宁百姓心中的冯梦龙。
《寿宁待志》记录了冯梦龙在寿宁办的不少实事：“城隘”篇中记载他主持修筑遭倭寇毁坏、残破多年的城墙和城门，组织兵勇打击匪霸，护境安民;“学宫”篇记载他捐俸修学堂;“虎暴”篇中记载他捐俸制造捕虎陷阱等，直到今天，冯梦龙与巧手周木匠联袂除虎的故事仍在当地流传。
面对寿宁“民无余欠，库无余财”的窘境，他修复东坝、蓄水耕田，改革仓储之弊，使寿宁百姓温饱得以解决。针对官员辞旧迎新的肩舆费和修衙门用少报多又要百姓承担的情况，冯梦龙提出“画为定规，自行备办”，减轻百姓负担。面对海寇四起，盐商逃逸，私盐泛滥，冯梦龙广泛征求盐商意见，秉言上书，提出治理良策。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65岁的冯梦龙辞别寿宁的父老乡亲，踏上返乡之路。后人称道他四年的宦寿生涯——“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
距寿宁县130公里的宁德霞浦县松城街道的西山洋一角，矗立着一块刻着“长溪河源”4个字的石碑，这是清福宁知府李拔的字迹。冯梦龙离开闽东121年后的一个早春二月，46岁的李拔从湖北汉阳同知升福宁知府。
李拔是四川犍为人，由科举入仕途，历三任知县一任同知，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李拔任福宁知府时，正是年富力强，他系统地对闽东大地的山川、土壤、民情等进行考察，很快找出制约当地发展的症结，提出了“兴教化莫先于足衣食，足衣食莫大于重农桑，重农桑莫要于兴水利”。
闽东地处海滨，山多田少，出产粮食有限，在李拔来之前，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受限于耕地少、粮食品种单一等原因，每逢青黄不接时节，米价暴涨，百姓深受其苦。
如何解决当地百姓吃饭问题，李拔为此进行了深入思考，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玉米(又名包谷)。李拔向上级呈报《请种包谷议》，很快得到认可。为了稳妥推行，李拔还进行了试种，包谷当年成熟后，梗大实密，获得良好成效。李拔命各县通告周知，劝民大力种植，有力缓解了福宁百姓口粮紧缺问题。
李拔见闽东地理条件很好，但遍览山野，树木凋零。他找出本地树木不盛根源，阐述种树的好处，作《请教民开山种树议》和《种树说》，提出“非时之斧斤宜禁，而荒山之地利宜开”“官山许民认垦”“有主之山，谕令广行种植，无许擅行砍伐”“屋后宅前宜种桑柘”“道旁路侧宜种杨柳”“地角山头或种松、杉，或种桐、茶，其余或木或竹听其自便”“惰民有警，童山有罚”等要求。李拔深知种树如培养人才，没有十年之功，是不能见效的，他立足长远，大力倡导种树，为闽东青山绿水生态美打下基石。
福宁濒临沿海，境内陂塘、沟渠、港道到处都是，李拔将兴水利作为自己的重责大任。他督促辖下各县，对各自所管范围内的水利设施细心维护。经他督促整修的塘堰99处，桥涵6座，他亲自参加霞浦长溪河三坝的修理，并撰写《请修长溪河源议》《修理福宁郡西山三坝记》。
福宁自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州升府，知府不知有多少任，李拔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任。李拔居官治政，以爱为心，以严为度，以勤为本，以俭为尚，深受百姓爱戴，以至调任福州知府时，当地百姓不让他走，福州人民争着抢官，一度传出“两郡争守”的佳话。
冯梦龙、李拔同为外地人来闽东任职的循吏好官，尽管两人所处时代不同，所居官职不同，但都以各自的方式，坚守官德操守，为百姓办了不少实事，从而青史留名。（陈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