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翰画像
肖建乐 包广宽
王元翰（1565~1633年），字伯举，号聚洲，云南宁州（今华宁）人。他忠于职守，虽官微言轻却以仗义执言著称，力图荡清明朝末期官场污浊之风，是明朝有名的谏官，“意气凌厉，以谏诤自任”。
秉持公心，不徇私情。明代后期，结党营私日益严重，拜官公朝、谢恩私门之风盛行。王元翰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考取进士，同考官即为当朝首辅沈一贯。沈对王元翰极为看重，认为其“笔舌互用，腕有鬼工”，将其擢列为进士第五名，视其为门生。成为朝廷达官显贵的门生故旧，历来是进入官场圈子的一条捷径，别人对此趋之若鹜，而王元翰则避之不及，即使沈一贯主动派人示好也不为心动，还义正词严予以反驳：“知己之恩，同于再生，生何敢忘！然而人臣无私交，使相君而开诚布公，生请北面精谨以事之；不然者，庇私门而忘国恤，负相君莫大焉。千古不愧师门，唯罗彝正之于李南阳耳！”
王元翰不攀附权贵，公开抵制“宁负朝廷，不负举主”的为官潜规则，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充分彰显了他刚正不阿的品格，这在结党营私日趋严重的明末时期，更显得难能可贵。王元翰不愿加入朝廷中的团团伙伙，他抨击时政、揭露时弊的正义之举在不正之风盛行的当时显得尤为另类，被视为朋党代言，使忠于履行言官职守的王元翰日益成为朋党之争的牺牲品。
一己之力，勇斗贪腐。明崇祯时期，党争频繁，政治生态恶化。王元翰秉持公心，直言敢谏，不畏权贵。他直斥明神宗怠政，陈述天下的弊端，建议明神宗“一曰责法令之行，二曰专会推之权，三曰慎名器之重，四曰广赐圜之诏，五曰严奏辨之妄”，并列举了当时可痛哭者八件事，收录于《神宗实录》：“丁酉，工科给事中王元翰言时事可痛哭者八事。”王元翰嫉恶如仇，言语犀利，一针见血。首辅沈一贯权倾一时，朝中无人敢惹，王元翰不畏强权，弹劾其结党营私、袒护邪臣。此外，王元翰还先后参劾过“勒索商民”的太监杨致中、“横噬剥商”的内官王道、“顽钝污秽”的两广总督戴耀和福建巡抚徐学聚、“生事误国”的贵州巡抚郭子章等。正因他为民请命，敢于触龙颜、惹权贵，受到云南道御史弹劾，被诬陷贪污。王元翰为自证清白，将家中所有财物悉数搬出，却难证清白。作为一名言官，他至死也没等到自己冤屈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由此可见政治生态恶化的明朝后期，一个为官者欲恪尽职守、以天下为己任固然不易，就是独善其身也是非常困难。以至于一些人虽有心忧天下的拳拳之心，亦有无私无畏的行为，却难以有所作为。
心系家乡，寄情山水。王元翰虽有拳拳报国之心，却为官场不容，仅做了4年言官便不再起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王元翰返回家乡，在抚仙湖畔闲居，撰写了大量借景言志诗句。他在《泛抚仙湖诣孤山用壁间韵》一诗中描写了抚仙湖与孤山：“闲赋沧浪间濯缨，湖山萧瑟趁秋晴。山当孤处群松伴，湖以仙名一鹤横。”借抚仙湖与孤山的青山绿水之景，言自己洁身自好之志。寄情山水虽可一时聊以自慰，但作为一名有志之士，王元翰还是难掩惆怅之情。此时的他仍心怀百姓，对朝廷还抱有幻想，期待朝廷能重新起用他。天启元年（1621年）仲春，“奢安之乱祸及云南，元翰捐谷募兵，以助防护会城昆明”。虽然历经坎坷，经过家乡青山绿水长期浸润，王元翰直言敢谏之心依然没有改变。
虽然王元翰至死也没能洗刷掉被诬为贪官的耻辱，但是在其离世后，一系列客观公正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恢复了名誉。其中，《明史·王元翰传》称：“元翰居谏垣四年，力持清议。摩主阙，拄贵近，世服其敢言。然锐意搏击，毛举鹰鸷，举朝咸畏其口。”工部侍郎刘宗周在为王元翰撰写的《墓志铭》中说：“余既辱公同籍，且同志，寥寥吾党，晨星尽矣，余而不志公，又谁为志公者？”倪元璐在《王谏议传》中称赞其为“人杰”。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纪检监察学院、云南廉政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