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阎若璩比顾炎武小一辈。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祖父和父亲都很有学识，留下不少著作。出乎意外的是他少年时期由于口吃，身体羸弱，脑子也很迟钝，被人瞧不起。尤其是口吃，遭到同龄人的嘲笑，使他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知书识礼的母亲，既没有陪阎若璩掉眼泪，丧失信心，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列举了历史上那些同样也有口吃，最终却成就事业的人物——韩非子、管仲等，来激励阎若璩。人难免会有缺陷，但只要努力，就一定可以有作为。
阎若璩读书读得太苦，常常是读了数十遍还不能背诵，读了上千遍还不能熟记，比同龄的孩子要花费更多的力气。母亲心疼他，听见读书声，再三劝他早点休息，阎若璩便把书捧在手里，默诵暗记，再也不出声。
十五岁时的一个冬夜，读书遇到了疑难问题，怎么也弄不明白。阎若璩下定决心，哪怕整夜不睡觉，也要解开这个疑团。四更时分，寒气袭人，双脚都冻得麻木了，他仍然独自坐在房间里一边读书，一边沉思默想。忽然间，他感到心灵开朗，仿佛门户大开，午夜的四周呈现一片光明。
从此，阎若璩变得异常颖悟，所读的书，过目成诵。
由于多年孜孜不倦地潜心研读，阎若璩成为才富学赡的士子，为日后成为明清之际著名的“经学大师、考据宗师”奠定了基础。
清康熙二年，阎若璩来到太原松庄，拜会了比自己年长三十岁、当时已经名播天下的傅山先生。康熙十一年（1672），他又一次拜会傅山，恰好顾炎武也在太原，于是他们相识了。随即结伴一道考晋祠古迹，辨别晋水源流，探讨太原的沿革、唐晋的分封等问题，彼此洽谈甚欢。
当时，顾炎武未必会估计到阎若璩日后沥血呕心著《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其书被学术界称为石破天惊之作，他也被拥戴为清代汉学的开山之祖。对于这个比自己年轻二十三岁的学者，顾炎武是出自真心地器重，特意拿出自己的《日知录》，征询阎若璩的意见。
孰料，阎若璩看过后，丝毫也不客气，当面就指出一个涉及古代地理的错讹。顾炎武认为，幽州、并州、营州在《禹贡》九州岛之外，阎若璩不同意，觉得这是想当然得来的，《周礼》早有阐述，甚至跟顾炎武激烈地争论起来。后来，阎若璩在他的文章《南雷黄氏哀词》中说：“顾余遇之太原，持论岳岳不少阿，久乃屈服我。”显然，他们据理力争，辩论了很久，谁也不让谁。最后，顾炎武虚心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阎若璩直言不讳地挑刺，给顾炎武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到了花甲之年，顾炎武做学问更加严谨，他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札中坦诚地说：“《日知录》初本乃辛亥年（1671）刻。彼时读书未多，见道未广，其所刻者，较之于今，不过十分之二。非敢沽名炫世，聊以塞同人之请，代抄录之烦而已……《记》曰：‘学然后知不足。信哉斯言！’今此旧编，有尘清览。知我者当为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遗诸后人，而不当但为称誉之辞也。”
这件事，被学术界传为佳话。
转眼间又是十年，顾炎武已年近七十，他对自己学术上的失误不仅不辩解，相反是耿耿于怀，自责很重。在给学生潘耒的一封信中，他说：“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吾之跋《广韵》是也。虽青主读书四五十年，亦同此见。今废之而别作一篇，并送览以志吾过。平生所著，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处旧作，可一字不存。自量精力未衰，或未遽死，迟迟自有定本也。”如此严苛地对待自己的学术生命，令人感慨。
顾炎武来到太原松庄，无形中把中国的学术重心从江南转移到了山西，作为一面旗帜，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他不断扶持年轻学者。对阎若璩的推崇，使之声名大振，就是典型一例。后来，阎若璩赴博学宏词科考试时，与当时的翰林编修汪琬相交，为汪琬所著的《五服考异》纠正了好几处谬误，汪琬竟连反驳的话语都没有。（作者：陈益，系华东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