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汉铁路南端终点汉口大智门车站，这座车站一直保留至今，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纪律检查机关，图为五大选举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成员塑像。
两江三镇，一座江城。图为武汉长江风光。（资料图片）
山西芮城永乐宫纯阳殿，吕洞宾武昌货墨这一铺壁画中，可以看到元代黄鹤楼（图片选自《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3寺观壁画》，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黄鹤楼屡毁屡建，各时代的造型并不相同，却不妨碍它自古至今成为武汉闻名全国的地标建筑。
编者按
4月8日，历经76天，武汉终于“解封”了，生活秩序逐渐恢复正常。武汉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她旺盛的生命力正根植于此，我们不妨乘一叶扁舟，溯向江城武汉的深处。回望历史，我们总能获得前行的力量。我们也谨以这篇文章，向这座英雄的城市致敬。
知音相会
钟子期如约而至，静静地坐在伯牙身旁。伯牙开始奏琴，琴声宛若一位高士一步一步拾级而上，忽而琴声舒缓了下来，宛若在云海中漫步，钟子期说道：“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伯牙会心一笑，手底的琴弦却不辍。又是一曲，琴声似水流，起初是一条小溪蜿蜒于平地上，继而万水会聚，声响充满琴室，最终回归于一片静谧，钟子期说道：“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伯牙这回点了点头。
钟子期与伯牙之间，不知有过多少次这样心领神会的交流，无须太多的言语，一切只在那七根弦中。钟子期先伯牙离去，伯牙“破琴绝弦”，自此之后，他再也不鼓琴了，因为这世上再没有能理解他的“知音”了。
钟子期与伯牙大概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就发生在武汉三镇中的汉阳。今日汉阳城区内有一条主干道名为琴台大道，传说伯牙为钟子期奏琴的古琴台就在大道起始处，而在汉阳郊区蔡甸马鞍山南麓有钟子期之墓，附近的集贤村则为钟子期故里。
钟子期与伯牙的故事，原本只是《吕氏春秋》中的一个小片段，作者的用意也不在于表彰两人高远的友谊，而是意图说明“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这到底是拥有三千食客的吕不韦的所思所虑，对于更多平凡人而言，他们感知到的是此生若能遇一知音该多好啊。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感诉求，知音文化对武汉影响深远，成就了武汉城市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个面向。
有道是天涯海角觅知音，可见知音实难觅，故而知音分别更见依依不舍。长江边、蛇山上、黄鹤楼中，不知有多少知音在此挥手作别。
唐开元十六年（728年），二十八岁的李白在武汉遇见了孟浩然。李白对这位年龄比自己大一轮的夫子倾慕已久，他不独倾慕孟浩然的诗才，亦倾慕其“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高士之姿。两人一见如故，因孟浩然要去往扬州，李白在黄鹤楼为之饯别，离情依依，李白赋诗一首，而成为绝世名作：“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在唐代已经声名远播，文人墨客至此留下了大量题咏。李白的这首《送孟浩然之广陵》已是绝世名作，而据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的说法，诗才诗情俱是当世一流的李白，面对崔颢咏黄鹤楼的诗作竟犹豫了。崔颢诗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辛文房的记载也许是种夸张的说法，但崔颢的这首诗历来备受推崇，宋人严羽的《沧浪诗话》即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追溯黄鹤楼的起源，它最初是三国时期吴国建设的军事设施。孙权从刘备手中夺取荆州后，在魏黄初二年（221年）将东吴统治中心迁移至鄂县，取“以武而昌”之意，更鄂县名为武昌，八年之后，孙权正是在此地称帝。此时的武昌与今日的武昌并非同一个地方，孙权称帝之武昌在今鄂州，魏黄武二年（223年）孙权在今日武昌蛇山头筑夏口城，夏口城背靠蛇山面对长江，在军事地理上的位置十分紧要，夏口城西南角上用以瞭望的哨楼便是黄鹤楼，由于蛇山又称黄鹄山，黄鹤楼因所据之山而得名。
洗尽铅华，黄鹤楼由军事设施而演变为登高望远、游宴送别之所，加之历代文人墨客层出不穷的歌咏之作，遂使黄鹤楼成为闻名全国的文化地标，甚至在距武汉千里之遥的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壁画中，我们能一睹元朝黄鹤楼的风采。
黄鹤楼面向长江的一面，最高处悬挂着“楚天极目”的匾额，今日站在黄鹤楼顶，俯瞰“龟蛇锁大江”，汉水在龙王庙前缓缓注入长江，颇有“便引诗情到碧霄”之感，而眼前的这番景象，却不是自古就有的。
三镇鼎立
汉水与长江，构成了武汉城市的主要水脉。明朝成化（1465年－1487年）以前，汉水存在多条注入长江的水道，成化年间由于连年大水，汉水入江水道稳定为今日水道，并且在排沙口与郭师口间裁弯取直，由郭师口入江本来蜿蜒四十里，今十里直下入江，汉水其他故道均淤塞断流。由于汉水入江水道的这一重要变化，使汉口得以崛起，武汉三镇鼎立的格局由此形成。
武汉三镇中，汉阳和武昌早在三国时期，已在今天的市中心建筑城池，今日汉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与汉阳连在一起，明初这里是汉阳县城北部的一片长满芦苇的荒洲，无有人居。汉水改道为汉口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汉口市镇逐渐发展起来，但其地江湖环绕，地势卑湿，极易遭受洪水之灾，明崇祯八年（1635年），汉阳通判袁焻在汉口市镇北主持修筑了半月形的十里长堤以御洪水，后世称之“袁公堤”，清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曾到汉口做生意的浙江湖州人范锴，在其所著《汉口丛谈》中称“汉镇之发展，初以长堤是赖也”。
范锴所处的时代，汉口商业之盛早已名满天下。主要生活时代在清康熙年间（1661年－1722年）的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评论道：“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汉口享两江交汇之地利，码头众多，有道是“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来自天南海北的商人，携带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聚集在汉口，而这其中，茶叶贸易值得我们多看一眼。
中国是茶的原乡。自十七世纪中期始，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逐渐兴盛，俄国人的饮食以肉类居多，茶叶成为解腻的上品，起初茶叶只流行于俄国贵族间，但饮茶的风尚很快扩散到普通民众，由此形成了对茶叶的巨大进口需求。山西商人是经营中俄茶叶贸易的翘楚，在距汉口约三百里的赤壁市羊楼洞村，山西商人在这里收茶，为了便于远距离运输，他们将茶叶烘干，做成砖的形状，因此也称为“砖茶”。砖茶运抵汉口，沿汉水溯至襄阳，再走陆路一路北上到大同，东向至张家口，经张库大道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最后北上到俄国的恰克图，有意思的是，恰克图这个名字在俄文中的意思正是“有茶的地方”。
这条万里茶道，以汉口为中心，将南至武夷山北至恰克图的广大地区联系了起来，汉口也因此被称为“茶叶港”，一项研究显示，清同治十年至光绪十六年（1871年－1890年），中国出口的茶叶占世界茶叶市场的86％，而由汉口输出的茶叶又占国内茶叶出口的60％。
光绪十五年（1889年）底，五十二岁的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赴任湖广总督，此前他曾担任过湖北学政，想必对这片土地已不陌生，从这一年起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止，张之洞督鄂凡十八载，对这片土地的近代化产生了至深的影响。
张之洞移督湖北，与修筑铁路关系密切。光绪十五年四月一日，张之洞向朝廷上奏，建议缓修天津至通州的铁路，他认为“其初各国开建干路，以通孔道，迨后物力日裕，辟路日多，支脉贯注，都邑相属，百货由是而灌输，军屯由是而联络，上下公私交受其益”，故当务之急是修建一条“腹省干路”。在他的设想中，这条干线起于京城外的卢沟桥，经河南至汉口，故被称为“卢汉铁路”，这条铁路修成后，乃“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清廷认可其建议，并改任他为湖广总督，以利筑路之事。
虽然此时已有筑路之议，但卢汉铁路的动工却要迟至八年之后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经历了向比利时借款、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侵华等坎坷，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全线通车，由于北端起点从卢沟桥展至正阳门，故改称“京汉铁路”。长达一千两百公里的京汉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南北铁路大动脉，它改变了许多城市的命运，京汉铁路为武汉在现代交通网络上占有枢纽地位夺得了先机，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汉口的商业地位。
在今日汉阳琴台大道上，有一座造型别致的博物馆——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它建在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的旧址上，京汉铁路所用铁轨，不少即产自汉阳铁厂。在介绍张之洞督鄂期间修筑铁路、创办实业、兴办学校等种种举措之后，展厅辟出一个写意的空间，只见一束天光投下，投向一张椅子和一本打开的书。改革者有时是孤独的，但改革者留下的遗产不会被遗忘。
风云激荡
张之洞督鄂的一大成就是仿照西法编练新军，不过他未能想到的是，这支湖北新军的走向却与他的期望完全相反。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迅速控制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此后各省陆续响应，脱离清廷的统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重大。
武汉作为“首义之城”，先辈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的敢为天下先的气概，深深影响着后人，从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
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中，发生在武汉的一些事情，不仅具备“首次”的历史意义，而且展现出一种远超武汉而达于全国的力量。
武昌红巷与都府堤，这里距武汉长江大桥只有一公里。漫步在这一带，仿佛又回到了风云激荡的1927年。
红巷13号，这里是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1927年春天，这里异常热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接受毛泽东、李立三、恽代英、邓演达等教员的指导。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虽然讲习所只办了一期，但此后随中国革命的重心调整到农村后，讲习所师生们在各自的位置上，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红巷13号步行两百米，就到了都府堤20号。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半个月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腥风血雨之下，一些党员意志不坚、党性不纯，或登报撇清关系，或投敌以求自保，甚至出卖组织，致使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害。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党的五大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纪律检查机关。回望革命的征程，我们不难体会到没有严明的纪律，就没有坚强的组织，也就没有革命事业的胜利。
要追随1927年党在武汉的活动踪迹，我们还要跨过长江，来到汉口的鄱阳路上。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鄱阳路139号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期只有短短一天，但却具有历史转折性的意义，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在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党今后的任务是“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八七会议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鼓舞了士气，指出了前进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十年之后的1937年，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二队队员冼星海来到了汉口，他在这里度过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随着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一时成为抗战中心，作为一位音乐工作者，冼星海自述“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伟大的任务，希望着用洪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慰藉那负伤的英勇战士，团结起那一切苦难的人们”。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救亡歌曲，其中一首《保卫大武汉》，有光未然作词版、白鲁作词版，同时还有另外的词曲作者版。《保卫大武汉》记录了大时代的心跳声：保卫保卫保卫啊，我们的血肉便是武汉的城墙！（冼星海作曲、白鲁作词版）
冼星海当年在汉口的住所靠近吉庆街。吉庆街是武汉极具市井生活气息的一条街，武汉人有句话“过早户部巷，宵夜吉庆街”，食客们不仅在这里能品尝到种种汉味美食，吉庆街的街头音乐表演一度是武汉的一道热闹风景。
伫立在吉庆街口，思绪翻飞，生活百转千回，总会回归到烟火味、喧嚣声，回归到吉祥喜庆。（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