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讲学授徒、开宗立派，百世师范；平定叛乱、安邦定国，彪炳青史，被公认为是有明一代“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王阳明是中华文明的标杆性人物之一。王阳明家风，包括王阳明父祖辈对他的影响，也包括王阳明自身对子弟们的影响，强调“以圣贤自期”、重视知行合一，是中华家风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立志
阳明之学，高度重视立志，高度重视发挥人的能动性、开掘人的潜在能量。12岁那年，王阳明就向私塾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何为第一等事？”那时的王阳明已经在思考“人生的终极价值是什么”这样的大问题。私塾先生认为：“第一等事当然是好好读书，考取功名！”王阳明则认为：“恐怕不是这样。人生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显示出了王阳明的早慧和不同凡响。
学圣贤，就是不以登攀仕途为目的，而以成圣贤、做君子、当伟人为目标。当然，生在书香之家，参加科举考试是理所当然的，只是这其间有个本末的问题。王阳明经常喜欢以树木作比喻：立志用功，就像种树一样。只要不忘栽培之功、把根扎牢，哪用担心没有枝叶花实？
王阳明从小就有做圣贤的志向，他在教育子弟时也是如此开导的。王阳明心目中的王家好儿郎，要“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以圣贤自期”是“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的具体要求，立志做圣贤是最终的落脚点。这“三以”是王阳明一生的自我期许、也是对子弟们的光明期许，而这正是书香之家高于世俗人家的地方。在家书《寄正宪男手墨》中，王阳明告诉孩子，不会强迫他在科举方面一定要有成就，而是欣赏孩子上进的那份精神。对比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态度，500年前的王阳明是不是很开明、很高明、很值得深思学习呢？
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王阳明对从游的弟子们提出了四方面的要求：立志、勤学、改过和责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是首位的，也是一以贯之的。王阳明的一生，是环境险恶、疾病缠身、百死千难的一生，但无论环境多么险恶、身体多么虚弱、压力多么强大，在与山中贼、朝中贼、心中贼作斗争的过程中，他始终抱持怀有坚定的信仰，历经坎坷而矢志不渝。在人生的最低谷，他念兹在兹的也是“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想的是圣贤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自处，正是这种强大的信念之力、信仰之光让他龙场悟道，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条条框框，开启了阳明心学的绽放之路。
勤学
王阳明5岁的时候，就可以大段背诵圣贤经典，这让他的祖父大为惊异。对此，王阳明的回答是：“爷爷您诵读的时候，我就默默记下来了。”这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家风，让人心向往之。
1518年，王阳明在平定江西动乱后，为晓喻南赣各县父老乡亲、兴立社学而颁布了一份著名的文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这是一份教育学特别是幼儿教育学史上的经典文献，王阳明在文中表达了对当时教育现状的不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他自己的一系列教育理念、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至今仍然很有价值。王阳明认为，现在教育孩子，一定要使他们顺着自己的兴趣，多加鼓励，使他们内心喜悦，那么他们自然就能不断进步。有如春天的和风细雨，滋润了花草树木，花木没有不萌芽发育的，自然能一天天茁壮生长。如果遇到冰霜的侵袭，那么它们就会萧条破败，一天天地枯萎。王阳明认为，当时的教育，没有遵循幼儿教育规律、顺应孩子天性，过于严苛、死板，以至于让孩子“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也就是把孩子逼到把学校当成监狱而不愿意上、把老师当成仇人而不想见的地步，这样如何能够成就人才呢！
王阳明不仅是现实的批判者，更是一位积极建设者。他提出，孩子读书，一定要因材施教、因人而异，“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有能力背诵200字的，每天只让他背100字，这样，他就会悠游暇豫、怡然自得，日就月将，自然就会成长起来。当然，读书只是幼儿教育的一部分，应当“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读书、习礼与歌诗，要齐头并进。而且，教导他们读书，不仅是为了开启他们的智慧，也是借此使他们在反复思索中存养他们的本心，在抑扬顿挫的朗诵中弘扬他们的志向。不论是读书、习礼还是歌诗，都是用来顺应他们的天性、引导他们的志向、调理他们的性情、潜移默化他们粗俗愚顽的秉性，这样使他们每天在学习礼仪方面有所进步而不觉得艰难、性情在潜移默化之中达到中正平和。
遵循教育规律、顺应孩子天性，并不意味着没有规矩。在行军广西途中，王阳明给在家协助处理家务的继子王正宪写了一封家书。在信中，王阳明刻意对个别族人不听管教、不服从家规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并对正宪说，应该严格行使管教的权利，如果有败坏家风者，“我归来日，断不轻恕”。
改过
如何对待过错，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一个分水岭。王阳明认为，“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大贤也是人，也会难免有过错，但人们之所以尊其为大贤，那是因为，他能够勇于改过，所以，“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正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王阳明还有一个洞见：“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其流必归于文过。”意思是说，人有过错，如果多在过错上用功，就好比是补瓦罐一样，最后就会演变成文过饰非。他认为，“悔悟是去病之药”，但是悔悟最珍贵的地方是在于改正过错，如果把悔过留在心里，那又是因药而生病了。
王阳明在《寄诸弟》的家书中，特别强调了“改过为贵”的思想，他说：“人孰无过？改之为贵。……吾近来实见此学有用力处，但为平日习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预为弟辈言之，毋使亦如吾之习染既深，而后克治之难也。”勇于改过、以改过为贵，是王阳明所提倡的优良家风。王阳明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王阳明原先是一个活泼开朗、喜欢开玩笑的人，但是有一天突然对自己之前的言行感到后悔，变得神态端庄，话也变得少了很多，有人对他的变化不解，他给出的解释是“吾昔放逸，今知过矣”。这一年，他才19岁。
刚正
光明磊落、刚正不阿，涵养一身浩然之气，是历代圣贤之学所反复倡导的，在王阳明的家风传承上也是特色鲜明。
王阳明六世祖王纲，素来淡泊，偕母避乱归隐。其友刘伯温爱惜王纲之才，向朱元璋举荐，70高龄的王纲奉旨赴京，平定了潮州乱局。归途中不幸遭遇海盗，王纲对海盗晓之以大义、谕之以祸福，海盗不从。海盗知道王纲是文武全才，便以财物引诱其当军师，王纲不从，遂被杀害、以身殉国，用生命捍卫了坚正的操守、传递了刚正的家风。
王阳明父亲王华，是一个学问、人品都十分杰出的人，而且，家风之中刚直严正的一面也传到了他的身上。炙手可热的刘瑾素慕王华为人，曾两次派人对王华说，他与王华有旧，王华若能去见他一面，便可入阁为相。王华操持坚定，不肯趋附刘瑾。王阳明步入仕途，又因刚正不阿，以至于使祸乱朝政的刘瑾拉拢不成，从而加以迫害被贬荒蛮之地龙场，赴任之时几次险些丧命。
王阳明在龙场还曾发生一件事：当时思州太守以王阳明失势可欺，派人凌侮王阳明，逼迫他行跪拜之礼。不料，激起当地乡民公愤，把差吏围起来痛打一顿。这事引起思州太守震怒，传言王阳明必须谢罪，王阳明的同乡也亲自写信，晓以利害、喻以祸福，劝导王阳明赔礼了事。王阳明因此回了一封大义凛然的《答毛宪副书》，剀切陈辞，断然拒绝了太守提出的无理要求，表达了维护人格尊严的坚定意志，太守听闻后也爽然自失。在与瘴疠蛊毒、魑魅魍魉为伴，时命屯蹇、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王阳明仍旧不畏强暴、大义凛然，今日读来，仍然让人肃然起敬、仰佩不已，真所谓“人无贵贱，有道则尊”。（萧伟光 徐佳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