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素重身后名。一人即使生前博学多才、德厚流光，但身后毕竟终将化成抔土、趋于萧索。如何让毕生修养和体悟得以延续，士人们纷纷选择重视家教，涵养家风，从而令德性可以子孙承继，代代维系。两宋之时，士林兴盛，其中有一位人物，被众人公认为“一代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同时，此公更是言传身教，严修家风，从而泽被子孙，一门多有俊秀英才脱颖而出。如此盛况，后人不禁赞其“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这位大贤，便是以“先忧后乐”享誉后世的范仲淹。通览范门家风，所涉甚广，精意颇多，堪称历代优秀家风之范本。粗略看来，最核心内容可大致包括忠义、勤勉、孝悌和持俭四个方面。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古代士人治学问道，无不自立志起。恰如王阳明讲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君子当立治国平天下之宏志，贯穿其中的精神气质必有忠义二字。范仲淹自求学起，便怀有大志。日后即使官居要职，也始终未忘记经邦济世、直道而行的“初心”。如宋仁宗时，宰相吕夷简当权，滥用私人，结党营私。范仲淹为了匡正风气，绘制了一幅《百官图》献给皇帝，巧妙揭露吕氏以权谋私的恶行。孰料吕夷简老奸巨猾，反戈一击，范仲淹被贬至外地。走后，范仲淹的至交梅尧臣写了一首《灵乌赋》寄给范仲淹，劝其莫过于耿直，免遭杀身之祸。范仲淹回赠一首《灵乌赋》，义正言辞地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忠义精神跃然纸上。
受乃父熏染，几位子弟从政后亦非常讲求气节。次子范纯仁两度出任宰相，其但凡引荐人才，一定会以天下公议为依据，且从不告知被荐者是他在背后加以力推。于是有人劝告范纯仁：“当宰相，怎能不笼络天下士子，让他们知道都是出自你的门下？”范纯仁回答：“只要朝廷所用不失正直之人，何必使他们知道出自我的举荐？”其一颗公心天地可鉴。三子范纯礼刚正敢言。宋徽宗时期，奸相曾布当道，经常揣摩圣意，阿谀奉承。当时朝廷财政很是困难，皇帝从某些渠道了解到实情，心中惴惴不安。曾布却刻意隐瞒，上奏道：“有不少人议论财政支绌，其实现在的情况根本无需担忧，愿陛下不要为此太过操心。”范纯仁闻后当面加以驳斥：“在古时候，如果国家没有存贮三年的钱粮，就会深感危机，认为‘国非其国’。如今农业连年歉收，朝廷国库亏空，你却说这根本无碍，岂不是当面欺骗皇上？”此番直言，将曾布批得面红耳赤。四子范纯粹亦是公忠体国之辈。神宗末年，太监李宪鼓动皇帝再次兴兵边陲。皇帝听信谣言，下令“天下人谁敢上书提班师回朝的事，我就把他全家灭门”。谁料偏偏范纯粹不怕死，接连上书反驳，一口气陈述了36条不可出兵的理由。神宗看后，沉默不语，召来太监李舜聪，问他：“范纯粹折子言之凿凿，几无可辩驳。然而我狠话已说，该如何是好？”李舜聪回答：“范纯粹说的这些尽管不是全部有，但也不是全部没有。”皇帝明白其中之意，下诏班师，赦范纯粹无罪。范仲淹晚年，曾给予三位爱子一字评价：“纯仁得其志，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三子气质之所以如此，想必与他们继承父亲淑世的抱负和忠义的情怀息息相关。
须令苦学 勿使因循
毫无疑问，忠于国家社稷是一种行动，更是一种理想，而理想实现，靠的是孜孜不倦地积累，勤勉不懈地学习，范门诸辈皆是勤学楷模。范仲淹自幼刻苦学习，其“断齑划粥”的事迹，传为千古佳话。他在长白山澧泉寺读书期间，“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后来，范仲淹又去应天书院求学，在那里“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经年累月废寝忘食的苦读，范仲淹终成为一位精通经典、博学多才的大学者。
范仲淹深知“君子学而知其仕也，必渐而成德，然后有位焉”，因此他经常劝谕子侄及后辈们勤奋学习，如他曾在家书中嘱咐“二郎、三郎并劝修学，日立功课，彼中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须候有事业成人，方与恩泽文字”。在此家风浸润下，其子孙皆勤学苦读，能文擅画。长子范纯祐“方十岁，能读诸书；为文章，籍籍有称”。次子范纯仁“昼夜肄业，至夜分不寝，置灯帐中，帐顶如墨色”，“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四子范纯粹“沈毅有干略，才应时须。凡条疏时事，议论皆剀切详尽”，“所著诗文若干卷，皆亡于兵，独存奏议十七卷”。
为使更多范氏族人受到教育，范仲淹创办了义学，“暨公登第立朝，为守为帅，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禄赐日厚，遂成义庄、义学，为其宗族宅于斯，学于斯”。于这般氛围中，短短四十余年内，家族就先后有范琪、范师道、范纯仁、范世京、范世亮等五位族人进士及第，可谓范门一时之盛事。
此而或忘 己将何处
兴家靠勤学，持家则须依凭孝悌与俭约。《宋史》有载，范仲淹“性至孝”。他进士及第后，便将母亲接到身边，“欲便亲养，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以往”。母亲去世，范仲淹悲痛欲绝，自陈“臣仕未及荣，亲已不待。既育之仁则重，罔极之报曾无。夙夜永怀，死生何及！”对于继父朱长翰的养育之恩，范仲淹也念念不忘，如他曾上《乞以所授功臣勋阶回赠继父官奏》，请求给予继父封赠，表示“继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既加养育，复勤训导，此而或忘，己将何处？”以父亲为榜样，范仲淹的子女们也很孝顺。史称范纯祐“事父母孝，未尝违左右”。后来纯祐身染重疾，纯仁“奉之如父，药膳居服，皆躬亲时节之”。甚至为了照顾哥哥，他两次抵挡住升职诱惑，拒不出仕。
范门的孝悌家风得到后世子孙很好延续，《万姓统谱》曾记：“范之柔，字叔刚，文正五世孙，举进士，历刑礼二部尚书，太子詹事，事君奉亲，一以文正为法，知止畏盈，每有山林之志，卒谥清宪。”于此可见一斑。
戒奢从俭 俭以助廉
“礼，与其奢也，宁俭。”深受儒家熏陶，范仲淹自幼崇尚俭约。在继父家时，范仲淹屡次规劝朱氏兄弟节俭，“公以朱氏兄弟浪费不节，数劝止之”。身居高位后，范仲淹的俭朴生活依然如故，“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终其一生，范仲淹一贯以节俭自持，“虽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亡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
对于俭约之风，范仲淹以身垂范，且对子弟谆谆教诲。“公既贵，常以俭约率家人。且戒诸子曰：‘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父严如此，儿女皆谨遵家训。范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他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时，司马光也在洛阳做官，两人“皆好客而家贫，相约为真率会，脱粟一饭，酒数行，洛中以为胜事”。尽管招待宾朋仅是粗饭薄酒，且是酒过数巡即罢，洛阳士人却仍愿把参加此会当做是件幸事。他还教育子孙“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范纯礼历任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礼部尚书等职，官至尚书右丞。无论身处何职，纯礼不忘节俭，“布衾絁袍，不为表襮沽名誉。食饮不择肥鲜，不役婢妾。”不单践行了范门家风，更堪为士林表率。（王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