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监察立法，最早见之于史料比较成熟且有系统性的法令当属西汉武帝时的《六条察郡之法》（又称《六条问事》），我们俗称为“汉六条”。
“汉六条”以前，我国古代的监察立法处于初创和形成阶段，以国王发布的诰、命、训、誓等为主，比较零散和粗糙。
早在上古三代，就出现了治官之法，并孕育了监察立法的萌芽。及至春秋战国，随着社会关系的重构，“治吏”已然成为了监察立法的重要内容。战国时齐相邹忌制定了《七法》以督奸吏。
秦时有对行政监察和司法监察的用律，虽然零散缺乏系统性，但有关察吏的规定已成为秦律的重要部分，显示了秦王朝以法治吏的大略和我国历史上法制文明的进步。不断发现的秦简让我们能够在千年之后进入到秦国司法的现场。睡虎地秦简《语书》载：“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这是秦国南郡向所属各县发出的一个文件，郡上将派人来各县“案行”，对不从律法者，将其绳之以法，对令、丞也要论处，还要考核各县官吏，哪个县里多有违犯律法而令、丞不予查处者，将对令、丞绳之以法。
汉初，监察立法沿秦制，以汉律和诏令为主。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相国奏遣御史监三辅不法事，有：辞讼者、盗贼者、铸伪钱者、狱不直者、繇赋不平者、吏不廉者、吏苛刻者、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者、作非所当服者，凡九条”。上述九条我们称之为《监御史九条》，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性成文监察法规，它约束的地方区域限于三辅，也就是京畿地区的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虽然惠帝颁行的《监御史九条》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它为“汉六条”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汉六条”的产生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高祖初年实行分封制，紧接着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使经济得到恢复，同时也使地方豪强势力坐大，以致景帝时发生了“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直接促使了汉代第一次较为广泛的立法活动。
到汉武帝时，我国古代的监察立法迎来了一个新阶段。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撤销了在各郡设置的监察御史，四年后将全国分为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交趾、朔方等十三部州，即十三个监察区，各设部刺史一人作为派往地方的监察官。为了做到“有法可依”，又在《监御史九条》的基础上制定颁发了《六条察郡之法》，又称《六条问事》，即本文所称的“汉六条”。
“汉六条”的具体内容是：
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
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
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苛阿所爱，蔽贤宠顽。
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
六条，二千石违公比下，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也。
《六条问事》的针对性很强，它以地方二千石的高官及其子弟为主要监察对象，其次是地方强宗豪右。监察的具体事项也很明确，主要是针对二千石不奉诏书，聚敛为奸，赏罚无度，选拔不公，阿附豪强，还有强宗豪右田宅逾制等。
为了防止刺史滥用职权，在执法环节上亦有严格的要求，如不许管《六条问事》以外的事，不许其监察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汉书》记载：“诏书旧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
关于“非条所问，即不省”的规定落实，还有一事相佐。《汉书·朱博传》载，朱博升任冀州刺史，他本是武官，“不更文法”。等到当了刺史巡视部属时，官民数百人拦路自行投诉。属官建议他暂时留在这个县登记讯问各个自行投诉的人，事情办完了再出发，其实属官的目的是来试探朱博。朱博心里明白，派属官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黄绶、墨绶指的是系官印的丝带，官员品级不同，丝带颜色也不同。刺史不受理县丞、县尉之事，只受理两千石以上官员之事，而且也非事事都受理，只有《六条问事》言及者才得受理。朱博这一判决发落，四五百人都离去了，如同神明。官吏百姓大为震惊，没想到朱博有如此之强的应变才能。
《六条问事》是西汉监察立法的重要成果，它所包含的基本规范和所确立的原则，具有深远的影响。《六条问事》实施后，对地方官吏和豪强的压制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也使我国封建监察制度在西汉中后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澄清吏治，促使昭宣中兴局面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