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学者谢良佐曾对其子写下《遗训》：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后人评价，其“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可以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媲美。
所谓同俗，就是一些多年形成的风俗陋习、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而同理，就是道德操守、为官准则、人间大道。对同俗的东西，很多人并不排斥，反而“欣然接受”。恰恰正是这种行为，助长了不正之风，让陋习积重难返。不破不立，不革不成。只有不求同俗坚守同理，才能移风易俗、破除陋习，进而树起新风、立起清风。
据记载，一次，元代大家许衡外出，天热口渴，路遇梨树，行人纷纷摘梨解渴，唯许衡不为所动。有人问其原因，许衡答道：“梨虽无主，而吾心有主。”还有杨震，“四知却金”的故事流传至今，其道德操守让后人敬佩。不管是许衡，还是杨震，他们都很好地做到了“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路边的梨树无主人，可随手摘之，但许衡内心有铁律，绝不从众同俗。同样，面对旁人无从知晓的馈赠，杨震坚决不收，遵从的是为官的准则。他们这种不从众、不同俗的行为，留下了一生耿介、清正廉洁的好名声。
世间大道，终会归一。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清官一生遵循内心的道德定律，不求同俗只求同理，很好地彰显了为官之道、为人之德。唐人钱徽，在江州刺史任上，两袖清风，勤政为民。当时州府有牛田钱一百万，前几任刺史都把这笔钱用于宴客与送礼，久之便形成惯例。钱徽觉得不妥，询问同僚：“这钱本来是用于备农耕的，岂可挪作他用？”同僚回答：“这钱挪来请客送礼，有利于刺史大人疏通上下关系。”钱徽声明：“如此挪用，是为不义！”于是他打破惯例，下令用这些钱充抵贫民的租税。
清人帅承瀛，道光四年由于母亲去世，时任浙江巡抚的他丁忧回籍。当时，属于他名下的经费积余有八万两，衙吏告诉他，依照惯例，这银子可从库房提取，归其个人所有。帅承瀛当即谢绝道：“我拿这些银子何用？把它留下来，一半用以疏浚湖泊，一半用以资助贫苦的读书人和鳏寡孤独者。”浙江百姓非常感动，特地在西湖边为他建造生祠“帅公祠”，以纪念他廉政爱民的高尚品格。
再看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和坚持优良传统，形成良好党风政风，就在于领导干部带头坚守政德，净化政治生态。当年，毛泽东就曾带头践行“不做寿”的规矩，前后三辞寿筵。第三次是在55岁生日时，中央机关食堂准备杀头猪，做一顿他喜欢吃的红烧肉。毛泽东听说后马上叫来行政处长，明确要求生日不过了，“这要定为制度，谁也不能违反”。“不做寿”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写入党的文献，成为一条铁律。
移风易俗才能开辟新文化，打破惯例才能标定新规矩，慎于众行才能立起新风尚。我们党之所以能营造和维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党员干部都坚持“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心有定规，行有所止。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征程上，还需要继续在消除从众心理、破除陈规陋习上下功夫，让“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成为每名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桑林峰 梁昭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