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投云，朝阳腾海，任由岁月悠悠，志士诉不完家国，江山出不尽英雄。
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金廷始行三皇、五帝祭礼，而铁木真征服了乃蛮部、蔑里乞部，这一年，庐陵人周必大与庐陵知县赵汝厦在庐陵县学内建三忠堂，祭祀欧阳修、杨邦乂与胡铨三位乡贤，并率县学生员祭拜。周必大作记道：“欧阳文忠修、杨忠襄邦乂、胡忠简铨，皆庐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庐陵县学三忠堂记》为周必大这位南宋中期文坛盟主的绝笔之作，当年十月，他安然离世。
本篇的故事却要从周必大所提到的谥号为“忠简”的胡铨说起，胡铨与李纲、赵鼎、李光并称“南宋四名臣”，他的家乡便是庐陵芗城。
胡铨慷慨陈言
胡铨之所以能够昂然走进青史，缘自于他那篇震惊朝野的“乞斩秦桧”疏。绍兴八年（1138年），金国派遣张通古、萧哲二人作为“江南诏谕使”，携带国书，在宋朝使者王伦的陪同下，来到都城临安进行和谈。金使态度极其傲慢，目中无人，要求南宋屈膝臣服，并许下很多“空头支票”，秦桧等人卖国求荣，主张应允，激起了朝中多数大臣与全民的义愤，当时身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尤为愤慨。
他直言上疏道，我堂堂大国，岂能受此奇耻大辱，切要识清金人阴谋，听听军民议论啊。写到激烈处，胡铨慷慨道：“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此疏一出，秦桧又恐又急，即以“狂妄上书，语多凶悖，意在鼓众，劫持朝廷”之罪，将胡铨除名，贬往昭州（今广西平乐）。
但如雷般的壮怀抨击是遮不住的，有人将奏疏付印散发，大家争相传诵。金人听说后，也求购此书，读后君臣大惊失色，连称“南朝有人”。
胡铨忠直敢言、忧国忧民的品性不是突然迸发的。在被贬途中，胡铨一定会想起十年前的一幕，那时他才二十六岁。宋高宗在淮海策问进士，胡铨回答道：“陛下起于干戈锋镝之间，外乱内讧，而策问臣下数十条，都质问于天道，而不倾听民众呼声。”多简单的道理，民心即天心，知易却行难。
在众人营救下，秦桧迫于公论，改派胡铨去广州监管盐仓，后又将其贬至新州（今广东新兴）。
光阴如梭，上疏被贬已十年，年近半百的胡铨虽颠沛流离，但身处逆境而坚守忠节。他在新州填词《好事近》一首，下片写道：“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从表面上看，是说自己出头之不合时宜，实际是在痛骂权奸，让忠良之士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秦桧听闻后愈发恼恨，遂将其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崖县）编管。
胡铨遭贬十七年后，秦桧死，二十四年后，胡铨得到起复，宋孝宗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很早就听说你的耿直诚实了。”后来，胡铨积极上书数不胜数，勇于谈论政事缺失，在一次金国请求和议时，胡铨本色不改，上奏道，“愿绝口勿言‘和’字。”
胡铨高寿，在致仕当年病危，弥留之际，他留下遗言，希望孝宗“舍己为人，安民和众”，而对自己，他亦有期许，“为厉鬼以杀贼，死亦不忘！”就在忠君爱民、杀敌报国的嘱咐声中，胡铨溘然辞世，享年七十八岁。
“以身去国故求死，抗疏犯颜今独难。”这是胡铨一生的写照，这句诗是他送给同道中人赵鼎的，胡铨的《哭赵公鼎》又何尝不是哭自己？在诗的尾联，胡铨既发出了平生悲愤，又道出了百年夙愿，“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日复三关？”
“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还是忘年交王庭珪对胡铨的评价最为精准。此诗作于三十六岁的胡铨请斩秦桧被谪，五十九岁的王庭珪为其送行时，王庭珪也因此被坐讪谤而遭流放，但王庭珪终身不悔。他坚信，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个道是为国为民的大道，值得为之倾洒一腔热血，更何况受一些贬谪之苦呢？他更确定，自己的小友胡铨对坎坷的一生亦是无愧无悔。
周必大忠谏报国
胡铨是周必大所推崇的乡贤，相比起胡铨，周必大的一生平顺得多。他虽历经四朝，但其命运沉浮主要与宋孝宗息息相关。他比孝宗大一岁，孝宗即位后，周必大任起居郎，此后近三十年中，这对君臣励精图治，重视民生，呈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
纵观周必大的宦海生涯，无论是早先的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监察御史，还是后来的吏部尚书、枢密使、左丞相，一直以国事为己任，以敢谏善谏勤谏著称，很多言辞令后人听来肃然起敬。
孝宗初即位时，想在经筵上与周必大探讨文章，周必大直言不讳道：“经筵并不是分析文章讲解句子的地方，想从容不迫地了解情况，增益于圣德，就要探求治理之本。”道理须与实际相结合，尤其需要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如此才是兴邦之正道。后来在经筵侍讲中，他讲到边境之事，孝宗表示对蜀地感到担忧，周必大乘机道：“蜀中百姓受困苦已经很久了，希望朝廷减少赋税，这样才能安抚地方。”
周必大立朝刚正、遇事不阿，有两次因朝廷用人不当，他都行使了封驳之权，并因此或辞官或罢官，他秉持一颗公心，始终泰然处之，周必大也因此得到孝宗的称赞：“你不迎合别人，也无所依附，正是我最器重的。”
据记载，周必大身材高大而脸庞清瘦，样貌如同野鹤。孝宗在一天退朝时，若有所思道：“好一个宰相！只是怕他福薄。”一个老宦官在孝宗身边说：“官家所感叹的，难道不是周必大吗？人们观察司马光的画像，也像周必大一样清瘦。”司马光乃北宋名臣，宋人对其推崇备至，将周必大与司马光相提并论，确是对周必大努力政事的一种褒扬。
在宰相任上，周必大主张强兵、富国、安民、政修，使治下民和俗静，牛马遍野，迎来了南宋最为稳定的一段时期。那个早年丧父、漂泊不定的庐陵少年，终于成为一位富有才干的政治家。
晚年周必大回到了家乡，他安于平淡，开辟田园数亩，“郊居三池皆种莲”。除了建三忠堂之外，他还刊刻了《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使欧阳修的文章得到更完整的保存，这一定本被历代奉为私家刻书的典范。
七十九岁的周必大寿终正寝，宁宗命人为周必大撰写碑铭，并以篆体书写碑额“忠文耆德之碑”。人处逆境需不折不挠，而人在顺境更要慎始敬终，这全在各自的把握。“忠文耆德”这几个字，周必大当得起。
杨万里正心诚意
杨万里比周必大小一岁，两家相距不远，且二人曾一同参加绍兴二十年（1150年）庐陵解试，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致仕后均归居庐陵。
虽与天意无关，杨万里的生卒之年都不太平，他出生那一年发生靖康之难，北宋灭亡，他去世那一年铁木真被推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在时局动荡、内忧外患中，杨万里自然养成了深沉的为民爱国情怀。
青年杨万里，曾拜会谪居永州的张浚及谪居衡州的胡铨，张浚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服膺其教，名其读书之室曰“诚斋”，又请胡铨为之撰《诚斋记》，于是，张浚、胡铨两位爱国名臣成为杨万里终生效法的榜样。
杨万里善治。他初到奉新知县任上时，当地大旱，牢中关满了交不起租税的百姓，而府库依然空虚，杨万里深知是小吏中间盘剥所致。所以他下令放还牢里的百姓，并且不允许小吏扰民，只是张榜于集市，告知只需缴纳官定税赋的额度，并放宽缴税期限，结果百姓纷纷自动纳税，一月之内全部交清。
杨万里素有廉名。他曾任江东转运副使，在这个旁人看来是管钱的“肥差”上，杨万里兢兢业业、清清白白。在卸任时，账面结余有钱万缗，按照当时官场惯例，这笔钱可由杨万里支配，但他分文不取，尽数留于官署。
其实，杨万里对世俗的名利始终看轻。在任京官时，他直指时弊，无所顾忌，就做好了随时丢官的准备。他总是将路费锁置箱中，又告诫家人不得买大件物品，为的是返乡时防止行李累赘。
杨万里是绝不妥协之人，所以备受打压，他的青壮年竟有近一半时间都是待命在家的。正因为如此，他将胸中的波澜，或是化作汹涌江潮，或是化为静美溪流，以一个“新”字在中国诗词殿堂中占有重要一席。
三十六岁那年，他决定与过去的创作告别，他默默燃起火苗，将以往上千首诗付之一炬，在火光中跳动的，是他要挣脱前人窠臼的决心。
杨万里不再遵循“江西诗派”的理念，何必将心思都花在故纸堆里？他将目光投向自然，又折射到自己的内心，终于找到了独具一格的风情，谓之“诚斋体”，又称“活法诗”。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一言概之，就是“捉”，诗是用活泛的心捉来的，而不是苦思冥想来的。眼中有景，心中有情。“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戏掬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杨万里就像一位有爱的父辈，把笔墨当作相机，将生活之美、童趣之美一张张拍摄下来，让转瞬即逝变成永久流传。
少一份古板物象，多一份新奇意境。杨万里的诗，为南宋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赋予了世间万物灵性，是一场值得回味的青春旅行。
抛开杨万里的诗，再回到现实吧。杨万里与禁绝朱熹理学的韩侂胄誓不两立，韩侂胄修筑南园，曾邀请杨万里写记，并以高官厚禄相许，杨万里道：“官可弃，记不作也。”开禧二年（1206年）夏天，杨万里因忧愤成疾，身体已经很差了，他得知韩侂胄出兵北伐之事，登时痛哭失声，亟呼纸书道：“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然后又写了几行告别妻儿，笔落，人逝，享年八十岁。
果然如杨万里预料，这场战争并没有完全做足准备，因而将帅乏人、部署失宜，导致北伐再一次失败。
杨万里去世三十年后，同样是在“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夏天，文天祥出生了。他在一首律诗中写道：“欲酬长者殷勤祝，坎止流行学四忠。”而他，凭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壮烈，成为了庐陵“五忠一节”的最后一位。
时光又过了将近七百年，1928年4月的井冈山郁郁葱葱，春风浩荡，这片属于古庐陵的热土上，迎来了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从此，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在这里点燃，通过不懈奋斗与牺牲，终于染红了整个中华大地。（蔡相龙 陈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