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在《呻吟语》中指出：“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虽抱关之吏，也须夜行早起，方为称职。”履职尽责成为官员为官的基础。如果做不到履职尽责，就谈不上做一个好官。
明代名臣丘濬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够圆满认真地完成各项工作。丘濬在考中进士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在翰林院任职的时候，充分利用翰林院藏书丰富的条件，“翻阅书史，口诵心惟”，认真阅读和钻研翰林院中所藏典籍。他在自己的槐荫书屋中，以书为伴，手不释卷，废寝忘食。1454年7月，朝廷纂修地理志，才学渊博的丘濬担任地理志的编纂。为了更好地编纂好地理志，他努力搜集全国各地风俗美恶、赋税多少、山川险易、地理远近等各方面资料，认真阅读，悉心领会。经过两年时间，地理志编撰成功，皇帝为该志作序，并赐名《寰宇通志》。鉴于丘濬参编《寰宇通志》，业绩卓越，朝廷授予他正七品翰林院编修一职。
在翰林院工作期间，他非常注意对朱熹学说的系统学习和消化。经过挑灯夜战、苦心耕耘，丘濬完整辑录了朱熹的语录。1463年春，他将朱熹的言论进行编辑整理，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著作《朱子学的》。该书起名为“学的”，是受到了杨时“学以圣人为的”的影响。《朱子学的》全书分为上下两卷。该书为当时和后世人们全面系统地了解朱熹学说提供了方便。
丘濬的志向不仅仅在于从事文章撰写，更在于参与实际政务。在参与政务中实现报国理想，是他更大的追求所在：“既登名仕版，旦暮授官，可以行吾志矣。”1491年10月，丘濬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由此跻身于权力中枢机构。他工作认真，任劳任怨，多次向明孝宗上疏献策。首先，他将自己多年结合时政的思考进行系统阐释。他向皇帝上疏《公铨选之法》《建都议》《贡赋之常》《漕挽之宜》《漕运之宜》《漕运河道议》《制国用议》《盐法议》《边防议》《赏功议》《马政议》《山泽之利》等，这些奏议系统论述了政治、经济、民族、军事、教育、民生等方面治政内容，为明孝宗的统治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方略和理论依据。
其次，他能够针对朝政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当时任用奸佞、贬斥贤良、大肆腐败等现象丛生。丘濬给明孝宗上了一个折子《论厘革时政奏》，告诫皇帝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从端正自己行为做起，谨慎处理神仙之事，谨慎运用财物而不加重百姓负担，谨慎听取臣民意见而不至于偏听偏信。明孝宗看了这个奏折后批示道：“这本所言，止印经、节赏赐、停织造、杜塞希、求长官等项，皆节中时弊，该衙门看了来说。钦此。”明孝宗对丘濬提出的观点表示认可。
当时国家藏书逐渐损坏和丢失，为了让书籍更好地发挥作用，用于治国理政，丘濬向明孝宗上折子，在折子中申明保护好国家图书资料的重要价值，提出要拷贝重要古籍，搜罗民间经史子集之书，修建藏书楼等建议。明孝宗看了这个折子，非常赞同丘濬的建议，批示翰林院要及时认真执行，使得国家典籍得到应有的保护。
在丘濬等老臣辅佐下，明孝宗执政前期，锐意改革朝政，裁汰冗员，抑制宦官，体恤民情，节省营缮，有效革除了当时朝政的各种积弊，缓解了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使得明王朝出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局面，史称“弘治中兴”。与丘濬同朝为官的刑部尚书何乔新评价丘濬：“公之在位，调濡均平，百吏奉法，百度惟贞。”
1495年2月，丘濬溘然长逝，享年75岁。丘濬去世后，明孝宗赐号为“文庄”。在明孝宗御祭丘濬的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丘濬的一生成就：“惟卿早擢高科，历事累朝，博学能文，名闻允昭，简在朕心。”其文章学问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丘濬事功业绩亦比较突出。凌迪知在《国朝名世类苑》中称赞丘濬为“中兴贤辅”。（石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