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宪官之职，大则佐三公统理之业，以宣导风化；小则正百官纪纲之事，以纠察是非。”监察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监察官是监察制度运行的主体。如何选任优秀的监察官到监察队伍中，加强对监察官的监督，使其更好地履职尽责，是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的事。汉魏以后，对监察官的选任“必举贤才，乃有负謇谔之称，彰才识之誉”。唐代是监察制度长足发展的阶段，形成了所属台、殿、察三院分工明确的独立监察机构——御史台，同时十分重视监察官的选拔任用和监督。《通典·职官六》中写道：“大唐立国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即监察官），故御史复为雄要。”《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文献中记录了唐代的一些监察制度和事例，笔者梳理了一下，唐代要求优秀的监察官应具备一些特殊的品质，当然，有的监察官具备了这些品质，成为后世楷模，有的人没有做到这些要求，足以引为警戒。
忠于职守的精神
“治国先治吏”，监察制度是维护“吏治”、保障官僚队伍稳定有效的重要制度，因此对监察官选任历来要求绝对忠诚、大公无私。唐代东都留台（洛阳的御史台）御史中丞卢弈，在安禄山大军进攻东都时，其他官员皆已逃跑，他一人独居御史台，与留守李憕誓死抵抗，最后被敌所获，与李憕一同遇害。僖宗时，沙陀军队逼近长安，宦官田令孜挟僖宗来到凤翔，僖宗授太子少傅孔纬为御史大夫，命其率百官赶来。但一些官员因路途艰辛，且田令孜在帝身边，以生病或朝服等丢失为由拒绝前往。孔纬召集三院御史，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身受国恩，担任监察官，皇上近在咫尺且多次下诏，我们却不接受命令，这非臣子之义，平民中的故交遇到危急尚相救恤，何况对待君主？为官当献身朝廷，怎能背信弃义！”
对于擅离职守、欺君罔上的监察官，唐代历任皇帝都是不予容忍的。武则天时，监察御史孙承景出任清边军监军，战后虚报战功，称每次打仗必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并画了战图上报。武则天听后赞扬道：“御史乃能尽诚如此！”并提拔其为右肃政台中丞，让侍御史张仁愿为其部下记功。张仁愿十分谨慎，询问孙承景对阵胜负之状，但孙“身实不行，问之皆不能对”。张查明实情之后，以罔上之罪弹劾孙承景，武则天将孙承景贬为崇仁县令，并任命张仁愿为肃政台中丞，检校幽州都督。
刚正不阿的勇气
“夫纠察之官，是持邦宪，耳目之任，以司君听。”监察官掌纠劾百官之职，想要胜任本职，“必当罄其謇谔”，不阿附权贵，敢于直言进谏。一些官员因忠謇正直被任命为监察官，如唐高祖时，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诚直，指陈得失，无所回避”，被提拔为侍御史。苏州刺史李栖筠觐见唐代宗，“敷奏祥明，不事权贵”，代宗赞扬他“忠谠”，并让其留下出任御史大夫。一些监察官敢于抨弹，受到皇帝赞赏，同时为官员所忌惮，如唐朝宰相张行成担任侍御史时，“纠劾不避权戚”，皇帝认为他很有能力，对当时的宰相房玄龄说：“观古今用人，皆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唐代御史中丞魏谟弹劾当时的驸马都尉杜中立犯贪赃罪，“贵戚惮之”。也有一些官员因过于耿直而遭人所忌，如颜真卿担任御史大夫时“军国之事，知无不言，为宰相所忌，出为同州刺史”。
而胆小怕事者，则不宜担任监察官。如文宗时，宰相李固推荐韦温担任给事中，文宗认为给事中掌封驳大权，韦温素来“避事”，只适合做太子宾客之类的官。
明于礼法的能力
一方面，监察官的监督对象涉及国家各个领域的官员，没有渊博的学识，不熟知并善于运用法律，就无法胜任。如唐高宗认为杜求仁“有雅才”，就任命他为监察御史；武则天认为张仁愿“有文武才”，即提拔他为殿中侍御史。另一方面，由于监察工作涉及面广，如果不能通晓监察业务、了解为政之要、善于体察下情，就无法做好监察工作，因此唐代重视监察官的“学历”和“经历”，监察官多自进士出身，明确监察官应当有基层任职经验。如唐元宗规定“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唐肃宗重申“御史须曾任州县理人官者，方得荐用”。
对才识能力不足胜任监察官者，将及时对其进行“组织调整”。如高元裕在担任御史中丞之后，对监察御史杜宣猷、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简等无才不称职的监察官“请出之”，将这些人贬至府县任职。
严于百官的纪律
监察官代表国家行使监督纠察百官的职责，理应成为百官的表率。唐太宗时有个侍御史叫唐临，“在官简肃，甚为当时所称”。对御史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唐玄宗下令予以禁止。当时，唐玄宗听闻御史巡视地方时，“州县祗迎，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就发出《戒州县祗候御史诏》，指出“御史出使，举正不法，身苟不正，焉能正人”。要求御史出巡不得作威作福，地方亦不得夹道迎送，大摆宴席，否则对地方官治罪，并贬降御史。
《唐律疏议》明确对监察官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的惩罚要严于一般官员，“诸官人因使，于使所受送遗及乞取者，与监临同；经过处取者，减一等。纠弹之官不减”。监察官诬告，也将“反坐”，“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即纠弹之官，挟私弹事不实者，亦如之”。（杨俊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