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初期，有一位清廉正直之臣，康熙帝褒奖他“清、慎、勤”，同时代著名学者沈德潜誉其为“本朝直臣第一”。他就是魏象枢（1617年—1687年）。魏象枢从六科言官入职，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刑部尚书。他的一生，位高权重而清廉自律，心系民生而无畏权贵。
魏象枢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祖父曾任明远将军，父亲曾在江西省任主簿六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魏象枢的父亲因清廉方正从江西主簿升任河南府经历，未任回到家乡，“止携二竹箱，惟夏布竹篦数件而已。予心以资政公抵家为喜，两袖清风，记忆甚悉。”父亲的清廉形象给魏象枢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立下像父亲一样清廉为官的誓愿。
顺治九年（1652年），魏象枢升任吏科都给事中，清代设立了六科给事中，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由各科给事中监督，都给事中是各科“一把手”，权责非轻。当他接到皇帝的圣旨，发出深深的感叹：“诸公争此一席，存心公私，皆不可问。余自愧无才，谬掌大计，惟有誓绝一钱，以报圣恩。”这是他第一次把“誓绝一钱”作为其人生信条，在以后的官场生涯中，他坚守信念，一生清贫，未沾染上官场的污浊之气。即使在回乡侍奉母亲的岁月，也不改气节。魏母生病期间，他的门生故吏前来看望，他一一婉言拒绝，只象征性地留下点自家生产的蔬菜和布匹，并付之以市价，其它全部悉数退回。此事一出，无人再登门送礼。
因为“誓绝一钱”，魏象枢的生活清贫如水，初次为官时的官服穿戴多年，褪色了仍不忍弃。魏象枢后来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时，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严绝交际，专心政务，还在门外刻一木柬“自揣凉薄，一切交际，概不敢当”，不请客，不送礼，不赴宴，不随份子。
魏象枢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是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始的，清代设都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它是从御史台发展而来的，“凡朝廷政事得失，民生利弊，以时条上，百官有奸贪污绩，亦得据实纠弹。”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奏疏即“申明宪纲，恭请严饬，以清致治本源”，提出了“十不许”：不许各府州县官谒见督抚布按；不许督抚差遣内使人等借访事为名往各府州县；不许各府州县官擅离地方赴省拜寿送贺仪；不许督抚布按自开便门令所属官役人等出入传事；不许督抚布按将优伶卜算人等留住省城或转送各府州县；不许督抚布按将应造册籍投送各衙门时收取费用；不许纵容所属学道贿买生童；不许督抚布按稽查州县召买米豆草束或修造兵械时捏报价值；不许补充库粮和变卖库粮时徇私包庇特定人员；不许旧官离任时逼勒新官处理自己留下的收解不明的开销。这些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直言当时官场存在的弊端，现在看来，这十条内容依旧有现实意义。正人先正己，魏象枢自己带头严格执行，令贪官污吏心生畏惧，康熙帝对此大为赞赏。
身为言官，魏象枢不畏权贵，清正直言。初入官场任刑科给事中时，魏象枢审阅了很多地方督抚的奏疏，从中发现了安徽东流知县邓继球隐匿芦田税赋九百余两，还制造了被盗假象。该事败露后，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曾上疏予以弹劾，然而邓继球却未受任何处分。原来，是安徽巡抚王懩在充当“保护伞”，他收受邓继球白银后，极力为他说好话，帮其保住了官位。魏象枢认为王懩的不法之举影响极其恶劣，必须给予严惩，遂上疏参奏。朝廷接奏后，下令严察，王懩终被革职查办。而这只是魏象枢一生秉公执法，严惩贪腐行为的开端而已。
魏象枢曾上疏百余份，大都言之有据，行之有效，到乾隆时期，皇帝还下令“言官奏事当如魏象枢奏疏”。这些奏疏如今大部分保存在其文集《寒松堂全集》中，为后世研究清初政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穆强 江瑞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