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北郊的新繁东湖，山水佳绝，风光秀丽，自古被誉为“西蜀名园”，曾一度与武侯祠、杜甫草堂齐名，是川西文人雅集酬唱之地。
新繁东湖不仅景美，其人文沉淀更具况味。它是我国有遗迹可考的两处唐代古典人文园林之一，也是唯一一处基本保存完好的唐代园林。著名园林学者汪菊渊教授认为，新繁东湖是一处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的古典园林，苏州、扬州的园林皆晚于此，它能够保存到今天，是中国园林史上的奇迹。五代宋初的孙光宪著《北梦琐言》云：“新繁东湖，李德裕为宰日所凿。”也就是说，新繁东湖是唐代著名宰相李德裕早年在新繁任县令时兴建的，出于对李德裕的尊重，后人也称之为卫公东湖。
园内有一座三贤堂，至今保存完好。三贤堂是南宋建炎年间（建炎是宋高宗的年号，使用时间为1127－1130年），新繁知县沈居中为纪念唐代宰相李德裕、北宋新繁知县王益和北宋龙图阁学士梅挚而修建的。三位先贤做人刚直不阿，为政可圈可点，深受后人敬仰。
一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因被赐封为卫国公，又称李卫公。他历任监察御史、翰林学士、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中书侍郎等职。
在唐武宗时，李德裕为相六年，内制宦官，外复幽燕，定回鹘、削藩镇、理财政，使“会昌之政几致中兴，盖与姚崇相上下”，是一位有功于国的人。他很有军事才干，用兵“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取得了收复幽燕、抗击回鹘侵扰、讨平泽潞节度使刘稹等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旧唐书》说，李德裕“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他在润州（今江苏镇江）为官时，发现当地崇巫之风兴盛，百姓有病不问医而是求神，更甚者“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任由病人自生自灭，其情实在悲惨。德裕欲移风易俗，请乡里有见识的人，去各家各户宣导巫祝不可信，倘有不听从仍求神问药、抛弃家人的，则绳之以法，如此“数年之间，弊风顿革”，百姓亦乐其美政。
李德裕曾担任西川节度使，前任节度使郭钊“抚理无术，人不聊生”。德裕到任后，从保境安民入手，主持修建“筹边楼”，将边境形势绘制成详图置于楼上，认真研究，从实际出发作军事部署，并加强练兵、夯实城池，取得了保境安民的重大胜利，让人民重新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
李德裕死后，后世对他评价甚高。唐代李商隐在为《会昌一品集》作序时将其誉为“万古良相”，近代梁启超甚至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
二
王益（993－1039），原字损之，改字舜良，因在朝廷作过殿中丞，又称王殿丞。他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父亲。大中祥符八年（1015），王益考中进士；天圣五年（1027），任新繁知县，举家搬到新繁，当时王安石只有6岁。
王益品格如荷花，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任职期间，整顿社会治安，减轻刑狱，同时大倡文风，大兴教育，为当地培养人才。他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好事，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循吏。
有一年夏天，东湖水面开了并蒂莲花，当地人认为这是文风兴盛的祥瑞之兆。王益与民同乐，当场写了长达32句的七言诗《东湖瑞莲歌》，这首诗描写了东湖荷花并蒂开的秀美景色，并且希望友人新科进士梅挚为国建功立业。
梅挚则和诗赞颂王益治理新繁功绩：“自公柅车（柅读nǐ，意为停止，古人常将新官到任称为‘下车’）政克和，载途鼓腹腾讴歌。歌公用心日皎皎，不独于今古应少。”诗的意思是自从王益来到新繁，全县政通人和，沿路都能听到对他的赞扬声，这样的清官不仅现在少有，古代也少有啊！
王益、梅挚莲歌唱和，在文坛传为佳话。后人为了纪念此事，便在东湖边建了一座瑞莲阁，从此荷花与清官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廉政的象征。
清光绪十年（1884），关西人段莹任新繁知县。他了解到这段史事，赋诗称赞王益“德被繁江培学校”，使得当地“至今科第有余香”。
王益任职新繁后，梅挚是第一位进士，至此之后，新繁就成了进士的“专业户”。宋代以降，共诞生40多位进士，至今亦人才辈出。古有元代良相张惠，明末清初学者费经虞、费密、费锡琮、费锡璜等，清代诗人杨宏绪、杨宏纲等，今有近现代教育家吴虞、吴君毅，生物学家张明俊，文学家艾芜，戏剧家刘川、于英，航空机械专家周继荃等，这些都表明了新繁文风厚重，民风淳朴，人民善于学习，东湖文化精神代代相传。
三
梅挚（994－1059），字公仪，与前两位不同，他就是新繁本地人。宋天圣五年考取进士，此后历任殿中侍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学士、右谏议大夫等职，还先后出任苏州、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滑州（今河南滑县）、杭州、江宁府（今南京市）、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等处的地方官。梅挚一生为官清廉，敢于直言上疏，宋仁宗褒奖他“言事有体”，即说话办事很得体。
梅挚以学起家，以吏为业。他与大文学家苏东坡交往甚密，苏东坡称颂他“骨鲠”。《宋史·梅挚传》也说他“性淳静，不为矫厉之行，政迹如其为人。平居未尝问生业，喜为诗，多警句”。
梅挚爱憎分明。他爱壮丽的山河、勤劳的人民，憎恨官吏贪赃枉法、横征暴敛、腐化堕落。在昭州为官时，他写了政论文《五瘴说》。《五瘴说》是他有感于官吏贪赃枉法而写的文章，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反腐檄文：
仕有五瘴：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帏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
这篇文章短小精悍，只有120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与民争利、刑狱不公、奢靡享乐、侵民敛财、作风不正等五种官场“瘴气”，被誉为警醒为官之人的“官家药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宋代学者张邦基的《墨庄漫录》、陈郁的《藏一话腴》都转述并高度评价此文。郭沫若读到《五瘴说》后，曾赞“梅公瘴说警人心”。
在今天看来，《五瘴说》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千年前的政论短文，更可古为今用，成为党员领导干部规范自身行为准则的一剂古方良药。
念兹在兹，抚今追昔。东湖三贤的廉洁故事和清正廉明的精神，将滋养着我们的内心。东湖三贤传古今，缕缕清风徐徐来……（杨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