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钟岳（1876~1955），号惺庵，白族，云南剑川县人。清朝云南最后一位“解元”。1904年，他东渡日本，先后肄业于弘文学院和早稻田大学，习得师范和法政专业回国。周钟岳一生经历了从清朝到新中国几种不同的社会，他先后任清朝云南学务公所普通课课长兼两级师范教务长、民国云南军政部参事、参议院参事、军政府秘书长、教育司司长、滇中观察使、代理省长、省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1947年告老回昆明。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
周钟岳一生学贯中西，经历复杂、历官数十。新中国成立前，他必须周旋于军阀、官僚和各种人物之间，但他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他始终以克己奉公、高风亮节、恪尽职守、廉洁淡定的形象受到人们的普遍敬重。
周钟岳来自偏远贫穷的边城，从小对贫困的农民生活感触很深，具有强烈的关注民生的意识。他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熏陶，始终把人品、官德和学问看得比权势和利禄更重要。
他一生饮食简单，从不大鱼大肉。穿着朴素，好衣服只在重要场合才舍得穿。他的孙子回忆说，祖父好衣服也就是照片上见到的那几套，冬天，长衫下面常常穿的是打着补丁的棉袄。A周钟岳退休后，家中除了大量的书籍外，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而这些书也都先后捐给了剑川同乡会、云南大学和云南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不时轰炸重庆，周钟岳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暂住在重庆浮图关李家花园内的一所楼房上。一个阴雨天，他正伏案批阅文件，破旧的屋顶突然漏起雨来，秘书段贡元只好在旁边撑着雨伞，为他挡住屋顶漏下来的雨水。这时，正巧友人胡以钦来访，见此情景，不禁愕然！一位堂堂部长竟打伞办公，实在出人意料。等他老人家进卧室休息后，胡以钦问段秘书：“老部长房内漏雨，你为什么不叫人来检修一下？”段秘书说：“部长不让我去叫。” 胡以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内政部管总务的人，叫他们立即派人来修。”胡以钦随后对周老说：“您的房子漏了都不让人修，搞病了不好啊！”周老回答：“国难期间，一切从简，马虎一点，过得去也就算了。”
周钟岳虽身居高官之位，却非常节俭，收入常常不够开支，借钱养家也是常有的事。他的日记中就有多次关于借钱的记载。例如，1912年秋，周钟岳在北京顺天号钱庄借款二百元，原来商量好到云南后还。回云南后手里一直拮据，一时难以还债，后来还是他的老师赵藩函电北京友人李勤枫，帮他垫付销账。
虽然经济困难，但是，他不该拿的坚决不收。1911年，他要到北京工作，临行前，两级师范托人将他任教务长时的一个月薪水给他。周钟岳说自己已经辞职了，没有理由再享受薪水，于是推辞不收。来人劝说这是对他过去工作的补偿，他才答应作为借款暂时收下，并说今后回云南一定要奉还。还补充说，以后不要再“以银钱接济”，这样既会“伤廉”，又会助长自己的“奢侈之习”。后来周钟岳回到云南，果然从几个朋友处借钱还上了这笔“借款”。
尽管生活待遇差，周钟岳对工作一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八的日记中记载，他任都督府秘书长期间，“黎明至夜分，少休息，不觉有疲劳，然翌年之病，实基于此一关。”B可见，是不分昼夜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
两级师范学堂是清末云南的最高学府。周钟岳曾担任该学堂的教务长。以下是他当时为自己制定的一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日程：
周一至周六——
上午 6~7时：晨起，盥漱。
7~8时：早餐。
8~9时：读英语。
9~10时：阅公牍。
10~11时：进学堂。
11~12时：办事。中午 12~1时：午餐。下午 1~2时：议事。
2~3时：学算（学）。
3~4时：写英文。
4~5时：读中外政书、文学。
5~6时：读中国政书、外国政书、教育。
6~7时：返公所晚餐。
7~9时：办公牍。
9~10时：阅报、写日记。
星期天——
上午：阅公牍、会议。下午：野外散步、访友。
晚上：办公牍、阅报、写日记。
由此观之，周钟岳先生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是紧张而有次序的。早起，没有午休和星期天全休时间。作为教育官员和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仍然安排了不少读书学习的时间。尤其重在学习外语、中外政治和教育。最近，党中央号召我们整顿“四风”，克服官僚主义和“文山会海”，周钟岳先生淡定从容、重视学习的为官方式，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