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1927年生于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1951年5月参加乡农会和武装队，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施甸县、保山地区任领导职务，1977年任保山地委书记，1988年退休。退休后，他主动放弃到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植树造林，一干就是22年，建成面积5.6万亩价值3亿元的林场，且将林场无偿交给国家。他留下共产党人两袖清风、清廉履职、一心为民的正气。
杨善洲
坚持付伙食费
1952年，杨善洲在保山县六区（施甸）区委工作，任土改小组长。党组织派他去西南乡石头寨工作，安排他吃住在当地一户姓安的人家。党组织在保山组织培训，杨善洲在回保山培训的头天晚上给老安交了伙食费。第二天一早送行时，老安给杨善洲递来一个纸包，里面是两个煮熟的红薯，让他带在路上吃。
半路上，杨善洲掏出纸包，打开后发现红薯下面压着两张一角的钞票。这两毛钱一直让杨善洲惴惴不安。在保山培训期间，杨善洲主动向组织汇报了这件事。培训结束后，杨善洲就赶到石头寨，送回了老安的两毛钱。
从此以后，杨善洲一直坚持不欠群众一分钱。1985年夏天，杨善洲带着驾驶员和秘书到龙陵县下乡调研，在县委食堂吃饭花了6.5元钱。秘书去结账时，县委书记说：“不用结，我请客。”看着书记一脸的诚意，秘书没再坚持付钱。
在回保山的路上，杨善洲问秘书伙食费是多少，并从兜里掏钱准备给秘书。秘书说：“县委书记坚持要结账，我没付钱。”杨善洲马上对驾驶员说：“你给秘书买去龙陵的公共汽车票，让他回去把伙食费交了。”
第二天中午，秘书交伙食费回来，杨善洲问：“账结了吗？”秘书点头说：“结了。”杨善洲语重心长地对秘书说：“我们下乡，这里吃一顿，那里吃一顿，如果擦擦嘴巴、拍拍屁股就走了，占基层的便宜，不开伙食费就走，这哪像共产党人的作风！”
说起出差交伙食费，杨善洲经常说，不交伙食费，当白吃干部，如果是这样，党的干部就会失掉民心，交伙食费，守住的是共产党人的作风，是共产党人的民心！
放弃“农转非”
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提出要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他在农村的妻子、母亲、不满16岁的子女有机会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当组织部门把《干部农村家属迁往城镇落户申请表》给他时，他认为：地委机关大多数局长、科长的家属都在农村，我这个“班长”怎能带头转呀？如果大家都转去吃城市居民粮，谁来种庄稼？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乐意和农民共同建设家乡。他把这张表格一直压在抽屉里，主动放弃了国家给予的照顾政策。
1982年，杨善洲女儿杨惠兰没考上大学，县公安局招人，杨惠兰去报考，特意给杨善洲打了电话，想请他打招呼。录取名单出来后，杨惠兰没有见到她的名字，问父亲是怎么回事，原来父亲根本没打招呼。
他经常说：“孩子的路，靠他们自己走。”在杨善洲看来，滥用职权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的，只能用来办公事，绝不能用来办私事。
不占公家一分一毫
1970年，杨善洲的妻子生孩子时，家里粮食不够吃，姚关公社民政干部知道后，给他家送去30斤救济大米和30斤粮票。杨善洲知道后，责怪妻子张玉珍：“我是党的干部，我们不能占公家的一点便宜，领导家属绝不能搞特殊，这大米和粮票要攒了还给公家！”过了半年，他们家东拼西凑，还清了这笔粮款。
杨善洲的小女儿杨惠琴至今还记得父亲的话。小时候，有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送了她三棵甘蔗，回家后，被她父亲看见，当得知是别人送的，杨善洲当即批评女儿：“赶快送回去，别人的东西，即使是一分钱的也不能要！”杨惠琴只好哭着把甘蔗送回去。
杨善洲始终对党忠诚，忠于人民，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力量。（成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