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考古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柴雅欣 李云舒
3月22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 图为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发掘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图为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瓦窑沟M8墓室出土的葬车。 新华社发（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办公室供图）
3月22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揭晓“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河南永城王庄遗址、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以及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按年代早晚排列）等10个项目名列其中。
考古新发现，一眼越千年。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去一年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展示了泱泱中华的悠久历史和博大文明。入围项目有哪些特点亮点，呈现出中国考古事业怎样的发展趋势？这些项目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历程再添哪些实证？记者采访了多位参评项目负责人和专家。
入选项目时空范围之广历年罕见，中国考古迎来发展黄金期
“入围终评的22个项目中有很多世界级重要考古发现，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科学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在“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布会现场点评时说。
陈星灿认为，入选项目时空范围之广也属历年罕见。从10万余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夏商周时期到秦汉以来再到近百年的东北抗联革命遗址，时间跨度极大；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边陲，从东北平原到西北大漠，从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到南海西北陆坡水下1500米，空间跨度极广。
3月21日，记者在“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以下简称“终评会”）上看到，许多项目凝结着过去数年乃至数十年的研究心血。其中，有不少遗址是从最先配合基建工作、进行抢救性发掘后转入主动性发掘、精细化发掘，如今取得显著成果。
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坐落于皖南最大的湖泊南漪湖东岸，20世纪70年代因开掘新郎川河而发现。遗址北有沟通长江水系和环太湖水系的郎川河流过，因此处于古代文化东传西递、南来北往的重要地理节点。这里也是皖南地区迄今发现和发掘的唯一一处先秦时期保存较为完好、面积较大、文化内涵丰富、文化谱系明确的代表性遗址。
“以往这个地区没有做过深入的考古工作，几乎是一片考古空白。磨盘山遗址考古发掘填补了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研究的这片地域空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说。
要搞清这片地区延续近4000年的中心聚落绝非朝夕之功。2015年、2016年和2023年，南京大学联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三次发掘。从2014年起，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赵东升开始参与磨盘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今年恰好是第十年。自己负责的项目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感慨这是“十年磨一剑”。
“根据历年来的调查，我们初步确认了郎川河流域的数处同性质但面积略小的遗址，目前更大范围的区域调查仍在进行中。”赵东升说，磨盘山遗址新一轮发掘工作预计在3月底开工，他也会很快回到磨盘山。
追本溯源，透物见人，先民的智慧令人赞叹。共有8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项目进入终评环节，4个项目最终脱颖而出，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就是其中之一。
屈家岭遗址是长江中游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大型遗址，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2015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建考古队，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
“在屈家岭遗址依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之一，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赵辉认为，屈家岭遗址社会及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连续性，多角度、多层面揭示出史前文化的发展高度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是研究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的珍贵物证，为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典型个案。
中国考古正迎来发展黄金期，“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一个生动缩影。过去一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研究工作取得新进展，“考古中国”24个重大项目统筹推进，265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系统开展，1367项基本建设考古项目有序实施，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考古研究已成趋势，中国进入深海考古新时代
南岛语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系之一，包含1200余种语言；南岛语族是指使用南岛语的人群，是现今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海洋族群。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学研究是国际学界的关注热点，也是探索中华文明海洋性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终评会上，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项目负责人周振宇用考古成果描绘出了一幅南岛语族祖先人群的生活图景。
南岛语族早期人群既拥有丰富的陆生动物和植物资源，也掌握丰富的海洋性生物资源，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特征。“我们发现了大量的贝壳堆积以及哺乳动物骨骼遗存，以及农业相关证据，表明了当时海洋性人群也具有陆地特征。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大陆来源……”周振宇列举了一系列关于南岛语族早期人群体质特征和生计模式的多学科研究成果，将数据图表、分析结果详细展示在大屏幕上。
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古环境学、碳-14测年、残留物分析、土壤微形态……记者在终评会上看到，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考古研究已成趋势。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
深度参与考古工作的还有“大国重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发现于2022年10月，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西北距离三亚约150公里，遗址水深约1500米。2023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对两处沉船遗址进行了深海考古调查，使用“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和“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共执行41个潜次调查。
约1500米的深海、500多年前的明代沉船、超10万件陶瓷器——这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考古调查。宋建忠是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项目领队、首席科学家，多次乘坐“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到两艘沉船所在的位置开展工作。
中国水下考古起步于1987年，但此前都位于近海和浅海，深度一般在30米左右。通过深海载人潜水器进入深海考古，这还是第一次。布放水下永久测绘基点，探测遗址分布范围、三维激光扫描和摄影拼接、提取一批文物标本、采集海底沉积物等样品、制定深海考古规范和流程……在宋建忠看来，深海考古最重要的技术突破是载人潜水器，深海考古的过程也与陆地上的田野考古大有不同。
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进。“我们使用了长基线，超短基线，惯性导航定位系统，柔性机械手，潜载抽沙、吹沙装置等新型技术和装备。载人深潜技术让深海考古成为可能，考古测绘的高精度要求也促进相关技术的提升。”宋建忠说。
“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就是一次很好的体现。”四川大学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说。
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彰显生生不息的力量
走近一处处考古遗存，如同翻开的一页页古老史书，里面刻印着神州大地上早期人类的起源故事，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诠释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
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在“车”里有迹可循。在2023年的考古新发现中，有许多关于车的重要发现。比如，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出土的三轮青铜马车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三轮马车实物模型之一，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C区1号墓出土的四轮独辀车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唯一一辆埋藏于墓中的四轮车实物等。在点评陕西清涧寨沟遗址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也特别提到了马车。
“商代晚期殷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马车，我们一直在研究马车的来源。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马车。商王朝系统的马车都是单辕，但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双辕车，可能和文献中记载的大车或牛车相联系。”王巍说，这或将改变我们对双辕车出现时间的认识。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在“金”上熠熠生辉。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是继城垣、宫殿区、铜器窖藏坑之后，郑州商都又一重大考古新发现，展现了早商时期高等级贵族丧葬规制的文化面貌。这里出土的“金覆面”备受关注，为探讨巴蜀地区三星堆文明与中原商文明文化交流提供了崭新视角。
“三星堆黄金面具很多都跟西亚等地相联系，没想到商王朝早期居然也有用黄金做覆面的习俗。这为研究三星堆黄金面具的来源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王巍说。
兼收并蓄的中华文明，在“寺”中传承千年。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是目前我国最西部、经过系统科学发掘、年代最早、延续至唐末且保存至今的一座大型土建筑地面佛寺遗址，揭示了从佛教初传中国到唐末这一时期大型地面佛寺形制布局和中国化发展演变过程。
“莫尔寺遗址既有印度和中亚佛教传统，又有喀什当地特色，还反映了中原文化影响，是三者在我国最西部地区深度融合的首次发现，实证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王朝对西域有效治理、人类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特殊意义。”入围终评项目之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项目负责人肖小勇说。
在终评会上，南海西北陆坡两艘沉船的载物细节引起了在场评委的兴趣：一号沉船遗址遗物以陶瓷器为主，蓝釉高足碗，珐华彩莲纹梅瓶等出水文物十分精美；二号沉船遗址遗物以原木为主，另有少量的陶器、瓷器、铅锡器、螺壳、鹿角等。宋建忠认为，这很可能反映的是“一进一出”，即一艘运陶瓷出去，一艘运原木进来。
“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它的历史景观就具有了相当的可读性。这个生动的场景向我们展示了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霍巍说，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空白，有可能跟郑和下西洋走的路线相互重叠。它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对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都具有突破性贡献。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拨开历史的尘埃，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考古发现既展示着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也彰显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考古是对历史的追问和探寻，串联起中华文明的颗颗明珠。”王巍说，让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古代的中国、认识现在的中国、理解未来的中国，这是中国考古人的初心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