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公元1389—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山西省河津县)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卒，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故后世称其为“薛文清”。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从祀孔庙，是明朝第一位获准从祀孔庙供后人祭拜的贤哲。在学问上，他清修笃学，自成一派，堪称一代之宗;在为官上，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直节不屈，被称为“光明俊伟薛夫子”“铁汉公”。
一身正气 不畏权贵
正统初年，薛瑄在吏部尚书郭琎的举荐下出任山东提学佥事。当时，宦官王振受英宗宠幸，权势日盛，后来竟摘下明太祖挂在宫门上的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堂而皇之地干预朝政。有一次，王振问首辅大学士杨士奇：“我的同乡中，谁可以大用?”杨士奇推荐了薛瑄。王振随即将薛瑄召回京城担任正四品的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到京任职后并不去拜见王振，王振觉得奇怪，还专门到内阁过问此事。王振知吏部主事李贤与薛瑄交情甚厚，便派他传话，“令致己意，且言振素问之。”没想到薛瑄却不领情，他正色说：“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弄得王振很没面子。后来众官在东阁议事，王振一来百官皆跪，只有薛瑄一人长揖不拜。王振嘴上不说，心里却对这个“不知好歹”的同乡恨之入骨。
景泰初年，权宦金英奉命出使南京，离开时当地官员设宴为金英饯行，只有时任南京大理寺卿的薛瑄一人不肯前往送行。金英颇有雅量，回京后反而向众人夸赞薛瑄：“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薛瑄不畏权势的傲骨底气从何而来?金英所说“南京好官，惟薛卿耳!”或可成为一个注脚。攀结权贵兴许能够飞黄腾达，但好官显然看淡了人情甚至官阶，为百姓谋实事办好事才是其志向所在。
公慈明刚 勤政爱民
薛瑄自从政之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他非常重视民情民意，这从他的“为官心得”《从政录》中所记“为政通下情为急”“做官者于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未至也”中便有所反映。自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履职大理寺左少卿起，薛瑄长期在大理寺任职。大理寺执掌刑狱案件审理，肩负守护当时法律最后一道防线的职责。薛瑄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此岗位上，他叮嘱自己并告诫后人“为官者切不可厌烦恶事，坐视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务省事’，则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在这样的思想引领下，薛瑄执法时可谓一丝不苟，严控冤假错案。
清正自律 “廉”为世范
考上进士入仕京城，在很多人看来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但薛瑄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他曾以韦应物的诗句“自惭居崇处，未睹斯民康”自省，为自己身为京官而不能深入一线基层访察民情、体味百姓冷暖而感愧疚，按他自己的表述是“惕然有警于心云”。也就是说，在京官岗位上他一刻不敢苟安偷闲，而是铆足干劲随时以应不时之需。大凡送礼者，无论是谁，不论其职位多高，在薛瑄面前没有不碰一鼻子灰的。
《中州人物考》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薛瑄就任南京大理寺卿时，当地众官没人敢和南京守备太监兴安、袁诚二人分庭抗礼。兴安见到薛瑄时就对身边的人说：“这就是敢和王振作对的那个人，有什么可以让他屈服的呢?”兴安思来想去想到了送礼，便于端午时登门送扇，薛瑄以“此朝廷礼，不敢受”为由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久居官场，自然见惯了迎来送往，使薛瑄对廉政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总结发现“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在他看来，“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薛瑄独具慧眼把廉政分为3种境界，即自廉、他廉、被廉。而综观薛瑄一生所为，他既不刻意为“名节”而廉，更不因“畏法律保禄位”而廉，他的清廉纯粹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因为不妄取，所以清白立世，“廉”为世范。（王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