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红色故事（下）

庄子上议行军路

山河秀丽，树木葱茏。

1935年2月6日早上，军委纵队从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出发，在高山峡谷间沿着陡峭蜿蜒的山路艰难行进，翻越一座座高山，趟过一条条河流。一路跋山涉水，终于抵达威信县石坎子、大河滩一带。

有军队进驻石坎子的消息很快在周围群众中传开了，各家各户的青壮年男人怕被“抓壮丁”，纷纷躲进大山密林中，只留老人小孩和妇女在家。红军队伍陆续进入庄子上附近驻扎，他们主动和老百姓交谈，说话虽不好懂，但态度和蔼可亲，还会帮助老人们干重活。红军没收了乡长和土豪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百姓，并开仓济粮。躲进深山的群众得到消息，悄悄返回家中观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家不禁感叹，这支队伍跟以前见过的军队完全不一样，战士穿着破烂粗布衣服，主动跟老百姓打招呼、做朋友，不像官老爷他们宣传的那样凶神恶煞。

中央红军总部住大河滩一位王姓乡绅的三合院宅子。这是典型的单檐悬山顶式川南民居，房屋宽大，全木结构建筑，由主房、东西厢房组成，院子用大石板铺填，颇似庄园，当地人称“庄子上”。

傍晚，天气转晴，红色晚霞洒满大地。大家安顿下来后，刚刚被大家推选为党中央负总责任的张闻天，一心想着尽快召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开会，进一步总结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的经验教训，及时纠正错误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原则，研究确定行军路线等重大问题。

2月6日至8日上午，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威信县大河滩庄子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云、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邓小平等。会上，毛泽东带头总结几天前的土城战役。他坦诚地说道：“土城战役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一是没有摸清敌情，原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兵力分散，不该让一军团北上。”他还认为：“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他根据形势进一步分析：“当前，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目前，敌人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利用敌人的过失，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会议充分听取同志们的发言，实事求是地分析斗争形势的变化，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中央红军战略行动计划和战术原则：第一，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打开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第二，依此方针，目前作战任务是：1.迅速并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2.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并争取在该集中地域的休息和缩编；3.对沿途地主碉楼在不阻碍我军行动条件下暂让其存在，如向我开枪阻我前进，应消灭或监视之。

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和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决议”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用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这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首次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路红军冲出重围，实现战略转移，粉碎敌人围追堵截，取得整个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会议一结束，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同志就分别到各军团和中央纵队去传达了会议精神。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以后，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全军将士倍感振奋。

8日下午，中央纵队开始向院子场进发，向威信县扎西镇集结。各军团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向扎西地域行军，红三军团四师作为先头部队开进扎西镇并消灭滇军小股部队和驻守碉楼的团匪。

2001年6月，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确认为云南省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祖国儿女将永远沐浴着红色基地的思想力量，茁壮成长。

 

回师东进 二渡赤水 重占遵义

 

扎西整个集镇不过300来户人家，大多是又矮又黑的茅草房。集市上的街道宽不过三五米，长约三百米，顺着街道两侧排列着木屋子和杂货铺。

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各军团相继完成在扎西地域的集结，中央红军大部队到达威信扎西镇，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得知后，他既怕红军进入云南腹地赤化云南，又怕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尾追红军为名，进入云南，重演“假途灭”的故伎，丢掉自己地盘，于是急令入黔防堵红军的滇军孙渡纵队疾驰滇境镇雄、威信堵截红军。

中央红军总部进驻扎西镇江西会馆。会馆是居住在威信县的江西籍人士于清朝在咸丰、光绪年间两次筹资修建起来的，它由万寿宫、东隍殿、戏楼及配殿组成，是当地集会、商贸、文化娱乐的活动场所。然而，就是当年这样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小会馆，却见证着中国革命生死存亡和中国共产党惊天动地的决策壮举。

1935年2月9日，刚进入威信扎西镇江西会馆的中央红军首长们，还来不及片刻的喘息和休整，就立即聚集在江西会馆二楼的戏楼上，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博古、陈云、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罗炳辉、蔡树藩等18位同志。这个会议将决定着3万多红军的生死存亡、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决定着中国革命的航向。会场气氛十分紧张，寒冷的空气似乎快要凝固。每名政治局常委和军团长们都各抒己见，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坐在会议室的东南角上，一边不停地抽着香烟，一边认真地听取并记录着大家发表的意见和建议。有的主张在扎西的大河滩、院子一带开设战场，歼灭滇军的一部分力量，然后攻取镇雄县城，以便补充红军后勤，然后突破横江、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有的主张就在云贵川三省结合部的乌蒙山区建立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与敌人周旋打游击战；有的主张从威信县的郭家坟地域直插川南的珙县、高县，与川敌决一死战，在宜宾一带北渡长江，北上抗日……大家还在争论不休。

这时，毛泽东毅然站了起来，将军事地图在木桌上摊开，移动马灯，用手指着地图，用那浓浓的湖南话掷地有声地对大家说道：“从表面上，大家说得都很有理，但是你们提出的战斗方案哪一个能行得通？大家仔细看看，川军南路总指挥潘文华得知我们中央红军已全部入滇、但去向踪迹还不甚明确的情况下，对其各部作了一个防止红军打回马枪北渡长江的部署：令陈万仞指挥达凤岗、袁如骏两旅分驻高县罗场、嘉罗场及高县三地，预防红军到滩头庙口；令刘兆藜旅推进至筠连县防堵，潘佐旅驻长宁，并派一部驻珙县，其谢团驻防兴文；令郭勋祺指挥范子英、袁如骏、廖泽三个旅及顾团，在大坝、建武、洛亥、两路口以南地区内严密清查，如红军确已入滇，酌抽小部出境追击，大部则在边境择要堵截，防止红军打回马枪；令章安平旅由珙县开往巡司场、来复渡，到安边待命，滩头至安边已派蒋尚朴旅及梁国华团防守。滇军安恩溥旅奉龙云命令，一部留威信、镇雄作堵截，一部直出盐津、筠连与川军联络，防中央红军由盐津、筠连间出横江渡金沙江。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我们中央红军已经被川军、滇军形成南北夹击包抄之势，如果按照刚才同志们的意见去部署战斗，我们中央红军就会陷入敌人的包围圈，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猛吸了几口烟，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然后提高嗓门，胸有成竹地说道：“为了脱离川、滇两敌之夹击，我们中央红军必须放弃在扎西地域歼灭一部分滇军的意图，迅速回兵黔北、再渡赤水、循原路反攻遵义，向敌军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击，出其不意地杀敌人一个回马枪，粉碎敌人合围我们中央红军于扎西的企图，以打开新的战斗战局。”大家听取了毛泽东的一席话，眼前豁然开朗，都觉得毛泽东说得正确。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重点发言，提出“回师东进 二渡赤水 重占遵义”的十二字方针，决定精简缩编中央红军，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牵制强敌，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行动，研究了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等问题。此后，中央红军分兵两路，回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击溃黔军犹国才部，于1935年2月20日全部渡过赤水河。2月25日至28日，中央红军奇袭击娄山关，乘胜追击重占遵义城，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时，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殷禄才三寻党组织

殷禄才，字国清，绰号殷骡子，1912年5月1日生于威信县罗布郭家坟。1935年2月，饱受地霸团保欺凌和盘剥的殷禄才，在党和红军革命活动的影响下，决心打破束缚命运的枷锁，奋起抗争，夺取武器。他邀约几个热血青年，在酸水井用木棍和柴刀勇夺川军士兵武器，缴获两把刺刀和两袋子弹。7月，打入高田民团，智取长短枪6支和子弹500余发，很快就在郭家坟发展起十多人的农民武装。

没有指南针，武装斗争的航船就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殷禄才虽然组织起农民武装，但到底这支队伍怎么发展，目标是什么，只为报仇雪恨还是打几个恶霸接济一下穷苦乡亲，怎样才能实现翻身解放？1935年秋，殷禄才带着这些问题主动去找到在云贵川三省边区活动的纵队。他悄悄绕过敌人的封锁线，在川滇黔三省边区艰难地找到红军游击纵队，殷禄才亲眼见到红军军纪严明，待人和蔼，开始打心眼里佩服。特委书记余泽鸿、纵队司令员刘干臣热情地会见了他，听他倾诉衷肠，听他讲出身和处境，请求红军纵队给予指导和帮助，或接收他的队伍加入纵队一起活动。

特委和纵队领导耐心听完殷禄才的诉求后，考虑到今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需要，决定对殷禄才组织的农民武装作进一步考察了解。于是，余泽鸿书记对他进行耐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讲解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主张，纵队武装斗争的任务，明确地向他指出：“干革命不单纯是为了个人报仇雪恨，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目标是为工农劳苦大众打天下夺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将来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工人阶级只有实现整个被压迫、被剥削者的解放，个人才能得到彻底翻身。”

刘干臣司令员也勉励他：要在本地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组织群众打好基础，壮大武装力量，勇敢地开展向边区军阀地霸团匪的游击武装斗争，并经常与纵队保持联系，报告情况。

殷禄才遵照特委和纵队领导人的谆谆教导，回到郭家坟后加强对农民武装人员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深入串联发动群众，积极扩大武装队伍，并以“打富济贫”为劳苦民众闹翻身求解放的口号，带领队伍在滇川边境一带英勇地开展游击武装斗争。

1936年春，殷禄才又一次秘密前往四川省兴文县大石盘（今属珙县）寻找纵队，报告敌情和队伍发展情况，再次请求纵队一定要吸收他。当时，特委和纵队领导见他表现很积极，但是还需要继续考验一段时间，叫他回去把队伍的思想工作做好，爱护百姓，发展队伍，殷禄才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纵队。纵队漫长的考验不但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跟党和红军走的信心和决心。

1936年夏天，特委带领纵队活动到郭家坟地区时，殷禄才第三次找到纵队，汇报了他教育队伍、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以及开展游击活动的情况，并反映了边境一带敌情动向，再次请求纵队一定要吸收他。特委和纵队领导对殷禄才的表现十分满意，认为他对工农革命的要求迫切坚决，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主张真诚拥护，决定将他作为重点对象来培养，留他随军学习，加强思想教育，想在战斗中锻炼他、考验他。于是殷禄才留在纵队随军培训学习，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掌握游击武装斗争的经验，提高觉悟和军事素质。特委领导向殷禄才指明，工农红军及其所属的地方武装，是执行政治任务的军事力量，除担负打仗外还要宣传发动、组织武装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要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维护团结，要有克服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殷禄才在跟随纵队一个多月的活动中，经过多次战斗和思想的洗礼，逐渐懂得了革命斗争要靠共产党的领导才不会迷失方向，于是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请求。特委领导经过研究，认为他革命决心大，思想成熟，决定由刘复初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发展他入党。当殷禄才得知自己被批准入党时，非常高兴，激动地向刘复初表示：“我一定服从党的领导，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到底，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为配合纵队粉碎敌人“围剿”，顺利开展边区游击斗争，纵队决定指派殷禄才返回威信郭家坟，将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扩建改编为游击支队，正式任命殷禄才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支队长，发给了10多支枪武装支队，指示殷禄才以威信郭家坟为中心创建郭家坟一带农村根据地。殷禄才接受命令离开纵队时，深感党对自己的信任和培养，向特委表示，坚决发展壮大云南支队，不怕革命流血牺牲，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不久，特委派红军干部陈华久到云南支队担任政治委员，与殷禄才一道带领云南支队开展革命斗争工作。

此后，殷禄才用自己的行动和热血践行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他始终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积极宣传党的主张，高举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组织发动群众，壮大革命队伍，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和遭遇强敌屡次“会剿”等艰难险境中，以铁的信念和意志，带领云南支队在川滇边境英勇战斗，建立了以郭家坟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长达12年，直到到1947年3月被敌人围剿。

1947年3月19日，殷禄才和陈华久被民团队长牟正举带领一个连包围，他俩突出重围后，再次被围困在水沟头关子洞，政治委员陈华久不幸中弹牺牲，殷禄才弹药即将用完，为了不被抓捕，他留下最后一颗子弹，推上枪膛，怒视敌人，饮恨献身，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时年仅35岁。

跟着毛主席，我们又要打胜仗

1935年2月10日早晨，威信县扎西镇江西会馆后面的山头，透过淡灰色的空气远远望去，灰暗竟然遮不住山头的皑皑白雪，冰冷的雪光依然从高处向四周倾泄，这种白雪映照的寒光，张闻天透过窗户纸，凝视了整晚。

中央红军来到威信后，从2月5日开始到10日凌晨连续召开的三次会议，让张闻天身感重负。因军事上的“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使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央红军被逼战略大转移，在召开“遵义会议”时，红军由转移时的八万余人，折损过半，只剩三万余人，红军离开遵义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向赤水挺进，准备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后因形势变化，中央军委当机立断，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命令红军由川南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集结，以求新的战机。在集结扎西的过程中，2月5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由周恩来提议，洛甫附议，陈云同志支持由毛泽东同志出来负总责，但毛泽东却说：“这副担子不轻啊！洛甫（张闻天）同志能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同志，又善于独立思考，敢于系统地提出与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与理论见解，负总责还是洛甫同志更适合。”经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会上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现在，党中央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张闻天肩上。

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后，作为“负总责”的张闻天，眼前最迫切的事是把会议的决议和精神准确地向一线指战员传达出去，毕竟会议取得了重大成果。大家深刻认识到此前军事思想、军事路线的错误带来的惨重后果，现在统一了思想，明白了下一步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战术要点，消除了心中疑虑。传达会议精神的亢奋和身负的重担，让他陷入了沉思，整晚久久无眠。

传达会议决议和精神的通知已于昨晚发出，2月10日9时许，军委纵队营、科级以上党员干部齐刷刷坐满了扎西镇江西会馆的院坝。前排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二梯队司令员何长工、政委贺诚，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干部队队长肖劲光笔挺的端坐着，面色凝重，沉默不语。

2月份的云南威信扎西，总是雨雾茫茫，天色昏暗，万物寂静，张闻天在天亮前好不容易眯着了一会儿，醒来时听到屋檐上有间歇的滴水声。

“几点了？”张闻天问。

“首长们都已到齐。”勤务兵答。

张闻天快速起身，整理衣裳，系上武装带，戴上黑色眼镜，走出屋外。疲倦弥漫在张闻天黑色眼镜架下，但透过镜片弥散出来的目光却炯炯有神。

张闻天大步走到会场中间，这时，院坝里的所有人振奋起来。

同志们，战友们：

在红军的历史上，我们英勇的完成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产生的“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战略失误，1934年10月，红军被迫离开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同时也为北上抗日……但到今天，红军损折巨大，鉴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3天的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重回中央政治局工作；朱德、周恩来同志为最高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时，前排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叶剑英等热烈鼓掌，在他们的带动下，会场掌声不断。

张闻天同志继续说道：在威信水田寨花房子，我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同志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同志作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的帮助者，由我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

当听到毛泽东已回到中央担任常委，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时，大家脸上显露出无比兴奋的神色，话音刚落，全场欢呼踊跃，“跟着毛主席，我们又要打胜仗了！”

看到大家欢呼雀跃的神情，张闻天感到压在自己身上的担子仿佛轻了很多很多。接着，张闻天又分析了当前形势，传达了中央战略决策、中央红军精减缩编和组建川南特委及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的决定。

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精神的传达，有如一剂强心剂，坚定了大家的信心，解开了红军指战员思想上的疑团，凝聚了磅礴的力量。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主动灵活地同敌人周旋，完全改变了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从此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云南游击支队，浴血奋战十二载

1935年2月4至14日，中央红军长征进入云南省威信县，革命足迹遍及全县60多个村寨，当时威信儿女报名参加红军的人员达3000多人。

根据“扎西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和军委在扎西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后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牵制打击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创建和发展了川南游击支队、黔北游击支队、云南游击支队。

1936年夏，殷禄才第二次找到川南特委和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要求参加红军游击队。同年秋，殷禄才将农民武装扩编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

红军云南游击支队以殷禄才为队长、红军干部陈华久为政委。

云南游击支队是由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领导人余泽鸿、刘干臣、龙厚生、刘复初、李青云等亲自组建和发展起来的，自建立之日起，先后六次胜利粉碎国民党军阀和地方团队的“围剿”。

云南游击支队转战于川滇黔三省交界的20余县，打击国民党区乡政权，剿灭拦路抢劫的土匪，铲除地霸武装，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开辟了以郭家坟为中心的滇东北革命根据地。支队还多次配合纵队的军事行动，成为三省边区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大患”。

1937年1月，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主力在国民党重兵“会剿”中失利，云南支队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支队孤军奋战，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殷禄才率云南支队突围至四川珙县坚持斗争，拒绝了珙县县长的“招抚”。

1938年春，殷禄才服从团结抗日大局，把支队番号改为川滇黔边区抗日后援军云南游击支队，组织民众开展生产劳动，支援抗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暂停攻打国民党地方基层政权，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制定了“三项纪律、五个不准”，三项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缴获物品要归公、不拿群众一点东西。五个不准：“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拆烧民众住房；不准强占硬拿；买东西价格公平、一定要给钱；借用物件损坏要照价赔偿；抓获俘虏不虐待杀害。殷禄才还采取以兵屯田的办法，平时寓兵于农，战时集中打仗，创造了劳武结合，地方游击武装与民众力量相结合的方式，使支队的基本队伍得到巩固和发展。到抗战结束前夕，已拥有武装400多人，组建了司政后3个部门，下辖8个大队16个分队，加上外围组织有近千人的武装，殷禄才被称为“济贫林军”总司令。

云南支队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云南地方政权的注意。敌人多次重兵“围剿”这支队伍，都未能奏效。

1946年11月，国民党重庆行辕奉蒋介石训令，派中央军整编第七十九师进驻宜宾，统领云、贵、川三省边区驻防部队及5专区24县的地方民团，重兵限时彻底“围剿”云南游击支队。

1947年2月，各路敌军倾巢出动，对云南游击支队展开第七次“围剿”。

殷禄才和陈华久带领留守郭家坟的队伍，在麻柳山、麂子坑、王棚山、木梯山一带凭险顽强阻击，坚持战斗20多天，多次击退敌军进攻。

但随着国民党增援部队和地方民团的陆续聚集，大队伤亡愈来愈惨重。殷禄才、陈华久被迫带领剩余队员转入麻凼塆岩洞中隐蔽。由于缺乏补给，没几天又转移至王棚山大硝洞藏匿，不久又被敌人搜查发现。敌人架机枪扫射，殷禄才、陈华久二人深夜带队突围转移，敌军也跟踪追击，队伍只好潜入山林。敌军迅即包围了整个观音塘梁子，并严密封锁道路，放火烧山，用机枪扫射丛林和山坳，队员们一个个被打死或打伤后惨遭杀戳。殷禄才和陈华久带领剩下的几个队员拼死突围，转移到依耳山梁子隐蔽。

1947年3月19日，殷禄才、陈华久下山寻找食物被发现，民团队长牟正举立即带领二九四团一个连扑来，殷、陈二人奋勇冲杀，终因寡不敌众，在水沟头关子洞壮烈牺牲。

此次“围剿”，云南支队被抓捕杀害和战斗牺牲人员达200余人。分队长俞顺明带领十多名战士隐蔽于麟凤南京沟大硝洞，后连同其妻一并被俘，在押解途中，已近临盆的妻子被敌人用刺刀剖腹致死，俞顺明等人壮烈牺牲。支队长殷禄才的夫人何吉珍等一批家属亦惨遭杀害。

殷禄才、陈华久所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不屈不挠、英勇斗争长达12年，在滇川两省边境进行大小战斗100多次，曾震惊国民党中央政府，给滇川边境国民党区乡政权、地霸豪绅、地方民团和国民党正规军多次沉重打击，给国民党统治的西南大后方造成严重威胁，并牵制大量敌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安全转移北上抗日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云南游击支队12年艰苦曲折的革命斗争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威信人民忠于革命、前仆后继、坚定信念、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一段光辉历史。

威信儿女血染江河，忠骨埋青山，待到山花烂漫时，英雄可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