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死前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大部队集结云南威信扎西。有几位红军战士到扎西镇桂花村元神殿的山梁子上去放流动岗哨。山梁的不远处，住着一家姓黄的穷苦人，黄家有一个17岁的少年名叫黄登朝。他看见放哨的红军背着长枪，帽子正中间镶嵌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他既好奇又害怕，可还是壮着胆子走了过去。当时，山梁上寒风刺骨，树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凌冰条。战士们穿着草鞋、衣服单薄，冷得瑟瑟发抖。黄登朝就大胆请红军战士到他家里去，并抱了一捆玉米杆烧火给他们烤。
黄登朝问红军战士：“大哥哥，这样辛苦，你们为啥子还要当红军？”红军战士一听黄登朝的话，就对他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专门解放穷人的。我们要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从此翻身。”黄登朝虽然年轻，但从红军的谈话中，知道了红军是好人，知道了这支队伍是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军队。
2月10日夜晚，有几个红军战士把一名红军伤病员送到黄登朝家，请求黄登朝的父亲帮助保护好伤员。这名伤员名叫朱恩昌，是湖南人。临走的时候，黄登朝还主动拿出3双草鞋送给红军。红军战士硬要付钱，黄登朝七推八让推不脱，最后只好收了3个银毫。黄登朝对红军说：“这几双草鞋原本是准备区上点团时上缴任务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们。”红军说：“穷苦人今后不用点团了，红军到云南来就是要发动民众，团结起来跟军阀豪绅地霸斗、打倒他们，分他们的田地，穷苦人自己当家作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过幸福美好的日子。”黄登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对待穷人的好军队，心里非常感动！
2月11日下午，红军大部队开始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几天后，地霸豪绅和反动派怀着仇恨，开始报复，他们到处搜查抓捕杀害流落的红军伤病员。民团自卫队长肖连升，红军来时躲在狮子营碉楼里，其父肖尊武是区团首，被红军抓捕镇压。红军走后肖连升进行了凶狠残忍的杀戮，仅在扎西石龙到老街一带就搜捕杀害红军伤病员10多名。居住在桂花村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胡纯孝，回来后硬说贫苦农民陈昌全勾结串联红军，于是便把陈昌全抓去拷打吊死。眼看地霸豪绅搜捕杀害红军伤病员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朱恩昌主动提出，要求离开黄登朝家。他对黄登朝说：“小兄弟，现在形势严峻，我住在你们家里，对你们很不利，会连累甚至害了你们全家。干脆我走了算了。”黄登朝说：“怕啥子？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我们家又住在山梁上，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发现不了。如果恶霸来抓你，我们就和他们拼命，要死我们一块死。”过了一段时间，风声稍微有些缓和，朱恩昌的伤势已恢复了许多，坚持要离开黄登朝家，去寻找和追赶红军部队。黄登朝苦留不住，只好护送他下了山梁。
朱恩昌与黄登朝告别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朱恩昌被扎西镇的保长罗朝臣的探子发现后报告了罗朝臣，罗朝臣派团丁跟踪追击，当晚就把朱恩昌从半路抓回到扎西县城关押起来。第二天，罗朝臣将朱恩昌五花大绑，拖到一坝寨的河沙坝里，在他的棉衣上浇上煤油，然后点火焚烧。瞬间，朱恩昌被熊熊大火包住了，大火吞噬了他的身体，却吞噬不了他的崇高信仰，他像一团火球不停地在河岸边跳动。他忍着撕心裂肺的巨痛，想把身上的大火扑灭，便一头扎进了扎西河里。这时，丧心病狂的罗朝臣走到河边，抬起枪口对准了朱恩昌的胸膛连开两枪。朱恩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红军万岁！”随后倒在河水中。顿时，鲜血染红了扎西的河水，映红了扎西的蓝天，朱恩昌的遗体被洪水淹没了、卷走了，但他的名字却永远镌刻在扎西的大地上，融进了滚滚的革命洪流中。
河水滔滔呜咽去、鸿雁声声哀鸣来！红军战士朱恩昌就义前的呼声划破天际，在扎西的上空久久回荡！
牺牲在长官司的83名烈士
1935年7月12日，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与黔北游击队在朱家山会师后，合编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中共川南特委也更名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刚刚成立的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经天蓬寨、游家坡梁子进入长官司。当晚，特委紧急召开党员干部会议，研究后提出当前的任务：一是带领新编为纵队二支队的原红军黔北游击队在川滇边境熟悉地形，侦察敌情，扩大政治影响，宣传发动群众，筹集弹药物资；二是决定在边境利用有利条件，择一适当地方，以便大部队屯驻、扼守，诱敌深入，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又以小部队游击，寻敌空隙，袭击敌人，保存实力，坚持持久的游击斗争，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等。第五区民团大队长赵礼隆得知情报后，一边派兵骚扰，一边派人到四川大坝向川军周化成部队报信。周化成得到消息，连夜带领川军联团赶到长官司附近，并纠集第五区民团在纵队必经之地观音塘山梁上构筑工事堵截。
7月13日清晨，长官司河晨雾笼罩，初熟的稻谷散发出诱人的清香，纵队人员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血战就要在这里打响。纵队欲向石碑口方向前进，准备攻打兴文建武城，刚行至观音塘的松林地带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一开始，纵队还误认为是地方民团，便匍匐在山间小路旁还击敌军。由于上面是松树林，下面是稻田，地形对纵队极为不利。纵队六个大队挤在一起，难以展开，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敌人居高临下，在山头向纵队猛烈扫射，纵队多次冲锋都被打退回来，死伤战士数名。通过侦察，方知敌人除地方民团外，主力是周化成带领的川南联防团。敌人沿着小路右侧占据三个山头，利用战壕、松树林作掩护，形成一条封锁线。纵队几次攻击不利，伤亡人数递增。特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徐策等几个主要领导分析敌情后认为：打，对纵队不利；不打，已进入敌人伏击圈，很难撤出去。只有把敌人击溃才能安全撤退。
见此情形，参谋长陈宏和副政委张凤光毅然站出来，要求率队攻击。二人分别带领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同时进攻左右两侧山头。大队一级的干部轮换带领战士一次又一次地冲锋，敌人疯狂扫射，纵队几次冲锋仍未能取胜。此时部队伤亡已达七八十人，陈宏身负重伤，来不及抢救，便被周化成部队抓去。张凤光指挥二支队，展开了与敌人的殊死拼杀。他派了几个枪法好的战士负责射击，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又派几个优秀的投弹手，趁敌人扔下来的手榴弹还没炸，立即捡起反扔回去。几颗手榴弹在敌人的战壕里炸开，炸得敌人猝不及防，乱作一团。张凤光振臂高呼:“冲啊”，他带领战士们冲锋在最前面。就在队伍即将冲到山顶的时候，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张凤光，他身子摇晃着倒下了。见此情景，战士们满腔愤怒，奋不顾身冲到敌人的阵地上。这是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斗，英勇的纵队战士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前面的两个山头，把敌人逼退到后面的两个山头上。
陈宏被俘，张凤光牺牲，激起徐策满腔的怒火。他挥枪带领部队为死难烈士报仇。在一片复仇的呐喊声中，徐策率领部队发起冲锋。凶残的敌人又用机枪扫射过来，徐策不幸中弹，身负重伤。警卫员要把他背走时，他忍着剧痛对政治部主任余泽鸿说：“一定要在此消灭周化成部队。”随即命令余泽鸿接替自己的一切职务。余泽鸿奉命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猛攻，终于拿下了敌人固守的最后一个高地。敌人受到重创，不得不撤到山岭背后。余泽鸿迅速指挥部队趁机往罗布坳方向撤离。纵队撤出长官司后，当地民团为了向官府表功，派团丁到山上把牺牲了的红军战士的头一个个砍下来，装在箩筐里，挑到长官司衙门。城隍庙是长官司群众去烧香拜佛最繁华的地方，为了威吓百姓，官府又令把这些头颅挂在庙前示众，用以恐吓老百姓不要窝藏红军人员。83颗头颅挨个儿排成了黑压压的一长排。有的血肉模糊，有的满面污泥……83位烈士，83张面孔，83种表情。每张面孔都述说着战斗的惨烈。没有人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只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军。
夕阳西下，长官司街背后的红山顶、观音塘又恢复了平静，只是山岭上、田埂边、树林里多了许多横七竖八的，没有头颅的红军英雄的遗体。他们有的身子朝上，还保持着向上冲锋的姿势，有的成搏斗状，在短兵相接中和敌人扭打成一团，被敌人的刺刀刺中……血洒满了大地，红山顶上的紫红色土壤在夕阳的照射下显得更加殷红了。长官司战斗，是纵队自创建以来所经历的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牺牲了83人，特别是张凤光牺牲，陈宏被俘，徐策在转移至罗布坳时被敌人杀害，这次战斗给特委和纵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水田寨合葬五烈士
威信县水田寨有一座特殊的红军烈士陵园。它的特殊在于，它不同于大多数烈士陵园建在幽深僻静处，而是处在闹市区、市井中，天天伴随着群众的生活；它的特殊还在于，它埋葬了五位红军烈士，却仅仅只有一个墓塚。在陵园中，有一棵威严苍劲的百年老树似擎天的团团华盖，昂然挺立，遥望着公墓两侧并排的五烈士的墓碑。五烈士分别是龙厚生、曾春鉴、李青云、刘少成、董玉清。我们的故事就从龙厚生开始吧!
龙厚生，名承桃，字辛桃，乳名毛徕，1891年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一富裕人家，父亲是一位有名的武术师，家中开有经馆和武馆。龙厚生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一边学文一边习武。比起学文，龙厚生更酷爱武术，15岁时他就学熟了多种拳术和当地红、黄、青、花四种舞狮法，能跟班出场。父亲见他有习武天赋，便将祖传秘绝传授给他，还让他到南岳拜一姓陈的高僧为师。从此，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习得了一身绝好功夫。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龙厚生萌发了寻找革命真理的信念。他一面舞狮卖艺，一面打听革命军队的消息。1926年，龙厚生在朱德部队当兵，他作战英勇，足智多谋，经历过无数次战斗，通过了党的考验，1926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龙厚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他机智勇敢，冲锋在前，倍受赞赏。1928年1月，龙厚生随朱德部队参加了湘南起义，上井冈山后，部队成立了军事干部训练大队，龙厚生任武术教官。他言传身教，严格操训，为部队培训了一批技术过硬的军事干部。龙厚生曾受上级派遣，由井冈山回乡侦察敌情，短短3个月，他乔装打扮，活动在龙形市、七甲、鲤鱼塘和安仁等地，把敌人兵力部署绘制成图，出色地完成侦察任务，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他，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也有他。
1930年，龙厚生调任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工作。1933年春由保卫局派往红军通信学校任特派员，先后参加了历次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龙厚生随部队踏上了万里征程。
1935年2月上旬，龙厚生随中央红军长征来到云南威信。为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开辟川滇黔边区新苏区，中共中央在扎西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龙厚生任游击纵队特派员。在任特派员期间，他先后在威信一带建立了7个乡革命委员会，2个游击大队，1个赤卫队。为了迷惑牵制敌人，掩护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龙厚生与川南特委书记徐策率领川南游击纵队向川南地区进发，频频袭击敌人，并以总政治部名义，到处张贴标语口号，号召人民起来摧毁反动政权，建立革命苏区。被吓懵了的蒋介石误以为龙厚生所部系一支中央红军主力留在川南，急急忙忙调了五个旅的兵力开往川南进行堵击。龙厚生率领的游击队迷惑和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兵力，积极配合红一军团作战，并掩护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他的一只手曾在战斗中负伤，因此被冠以“龙爪手”的称号！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挥师北上后，蒋介石获悉了一直与他的部队周旋激战的是龙厚生、徐策率领的川南游击纵队，既震惊又恼火，随即调集国民党军五个正规师和大批反动地主武装对川南游击纵队发动了第一次“三省会剿”。为了抗击强敌，龙厚生和徐策率川南游击纵队到达叙永县的朱家山，与活动在此的黔北游击纵队会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并组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龙厚生出任特委组织部长。两支武装会师后，立即投入了反“围剿”斗争。7月12日，龙厚生和徐策率领的游击纵队转战到云南省威信县境内，第二天行至长官司的观音堂一带时，遭到敌军突然袭击。游击队与敌人整整激战一天，特委书记兼纵队司令员徐策等80余人壮烈牺牲。14日，游击纵队转移至簸箕坝，召开特委扩大会议，选举余泽鸿、龙厚生等组成新的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由余泽鸿任书记，龙厚生仍任组织部长。此后，龙厚生一直随游击纵队行动，先后参与指挥了攻打四川筠连县城、江安梅花镇等一系列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战斗中，龙厚生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威震敌胆。10月底，游击纵队在娄山关与驻守遵义之敌展开血战，纵队损失严重，仅剩下100多人，并且与中央红军也失去了联系。
红军主力远去，失败了的敌人是绝对不允许这支游击纵队存在的，他们开始一波接着一波地疯狂反扑。面对百倍于己的敌军，纵队的战斗形势何止是艰难。自1935年7月至12月，短短5个月内，纵队连续两任领导人牺牲，队员也由最初的1000多人锐减至200余人。在纵队形势陷入低谷的时候，龙厚生毅然接过重担，成为了纵队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领导者。他带领着仅有的200多名战士苦撑危局、继续战斗。在他的带领下，纵队又一次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壮大。
1936年，川滇黔边区抗日革命运动的兴起，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川滇黔三省军阀秉承蒋介石旨意，对抗日先遣队发动大规模的“三省会剿”，数万敌军和地主武装纠集到川滇黔边区，对先遣队形成包围圈，然后分成数个梯队，划区“清剿”。2月6日，特委骨干在四川兴文县洛柏林石匠田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分析当前形势和总结一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会议最后选举刘复初、龙厚生、李青云等组成特委，刘复初担任书记兼任纵队政治委员，龙厚生担任纵队司令员。在龙厚生、刘复初的指挥下，游击纵队迂回穿插在川滇黔边界，利用高山密林，采取“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与强敌周旋，一次次突破敌人的包围。8月中旬，龙厚生、刘复初率领纵队在云南彝良县洛旺一带击溃杨保林的团防队，活捉反动头目杨明章。25日，又在尖子山截获镇雄大土司贩运布匹的商队，将缴获的几十担白布给了当地百姓。
为了避开敌人的重重“围剿”，10月下旬，龙厚生、刘复初率领游击纵队经威信县马河、果洛坝往大雪山方向隐蔽休整。21日清晨，纵队来到威信县大雪山附近的滥泥坝，遭敌滇军安旅驻昭补充团三个中队联合地方民团四五百人追击，龙厚生等指挥纵队在大田湾分两路设伏，消灭敌人过半，还缴获了几挺重机枪。11月中旬，游击纵队从泸州市叙永县石厢子出发，准备赶回水田寨，途中遭到川军、滇军截击，转移到云南威信境内时，只剩下100余人。司令员刘复初身患重病，与党中央一直没有取得联系，孤立无援，加之天气转冷，指战员仍穿单衣，脚穿草鞋，部队粮盐全无，靠野菜、包谷杆、高粱杆充饥，纵队日益陷入了险恶困境。
龙厚生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为了摆脱敌军的追击，他率领纵队同敌人绕圈子。11月18日，当他率部行至威信大落脚时，敌军一个旅紧追而来，他连忙指挥纵队改道往海子坝方向急行，把敌人引入岔道，向斑鸠沟方向奔去。不料纵队的行动被当地反动团丁发现，敌军立即掉头追击，纠合从扎西方向赶来之敌分兵两路包抄纵队。龙厚生指挥游击纵队在一条五里长的窄沟里边打边撤。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地形极为不利，伤亡不断，到达大雪山安稳坝时纵队只剩下80余人。龙厚生在当地安置好病重的刘复初后，率领纵队转移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的大雪山。11月底，游击纵队被一名充当向导的滇军特务诱入敌人的包围圈。龙厚生指挥纵队奋力拼杀，最后只带领10名战士冲出了重围，星夜兼程转移到水田寨，隐蔽在干沟一带。
1937年1月上旬的一天，由于当地恶霸郑香谷告密，川南地区民团包围了干沟，龙厚生及参谋长曾春鉴，大队长刘少成等被地霸抓捕。敌人对龙厚生这个武艺高强的龙爪手，早已恨之入骨，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龙厚生被拷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敌人原本想将他带往另一地主武装处继续拷问，但是，此时的龙厚生因伤势过重再也无法继续前行。他这双脚曾驰骋过多少沙场，闯荡过多少回鬼门关？他已经记不清了。在途经金龟山一处坡地时，敌人打量着寸步难行的龙厚生，决定就近将他枪杀。面对敌人步步紧逼的枪口，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禁不住仰天长叹，倒在了长满野草的坡地上。
龙厚生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李青云同样用生命印证了他对革命信念的坚守。
李青云，江西省莲花县人，原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干部，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2月20日，中央红军途经贵州省习水县东皇殿，军委纵队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命从总后勤部各单位抽调了80名红军指战员，组成了红军黔北游击队，由陈宏任队长，张凤光任政委，李青云任特派员，在黔北开展革命武装活动。
1935年6月底，黔北游击队在陈宏、张凤光和李青云的带领下告别了放牛坪的父老乡亲，甩开途中阻击之敌，向川南急进。部队到达二郎滩，发现盐防军已将渡口封锁，几支木船都被敌人收集到河对岸。李青云与大队长余得胜在部队里挑选九名熟悉水性的红军战士，泅水渡河，主力部队在岸边用火力侦察掩护，夺取渡口，消灭场上盐防军，使部队顺利地渡过赤水河。
1935年7月上旬，游击队经白沙、摩尼、分水岭等地，沿途探听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行踪，终在叙永分水岭朱家山与川南游击纵队汇合。两支队伍汇合后，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委决定同心协力一同作战，决定部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特委也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部队扩大到近千人，下辖七个大队，使川滇黔边区的武装斗争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创建了新苏区根据地。由于部队合编，人员增多，队伍壮大，对川滇黔边区影响也逐渐增大。因为中央红军已渡江北上抗日，所以川滇黔边区的红军游击纵队被敌人视为心腹大患。
1935年7月上旬，纵队由朱家山出发，第二天在田坝头与川军顾晓凡团遭遇。陈宏指挥部队抢占高地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毙伤敌军多人。7月12日，纵队在徐策、张凤光、陈宏的率领下，由分水岭经天蓬寨、文兴坡到长官司，准备去攻打兴文县建武等地。7月14日，纵队在长官司与川军周化成部激战之后，主要领导人徐策、张凤光相继牺牲，陈宏负伤被俘，纵队损失严重。随后，余泽鸿在簸箕坝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总结半年来的经验教训，决定转变策略，外线出击，奇袭敌人，在川滇黔边区打出影响来。在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余泽鸿，特委委员、纵队司令员刘干臣，纵队政治部主任钟昌涛，参谋长聂昭良，组织部长龙厚生，特派员李青云的带领下，长途跋涉，打下了贵州赫章、四川筠连；打到泸州兰田坝、叙蓬溪；贵州一碗水、燕子口、娄山关等地。1935年11月折回川南，由于气候严寒，伤病员无法隐蔽，供给极度困难，加之敌派重兵加剧“围剿”，纵队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李青云同参谋长刘复初将纵队余下的20多人带上连天山隐蔽休整，敌军结束了第一次“三省会剿”。
1936年2月，李青云与刘复初将队伍带下山来，转移到兴文洛柏林，与同在这里坚持斗争的龙厚生、黄虎山等人汇合，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推举李青云任特委(宣传)委员、纵队政治部主任、特派员。与龙厚生、刘复初组成新的特委领导班子。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一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继续坚持川滇黔边区的游击武装斗争，在滇川边区主动袭击敌人，配合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行动。6月9日，纵队到达威信院子场与红二、六军团组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阮俊臣的第三支队和国民党军陶树清的起义部队合编，组成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李青云任先遣队特派员。7月，纵队单独活动，恢复原建制，李青云仍任政治部主任兼特派员，在威信边境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又吸收珙县底洞铺一连川军起义部队，同时发展以殷禄才为首的云南游击支队，展开轰轰烈烈的革命武装斗争，打击敌人，创建根据地。
1936年11月，三省军阀部队加剧对红军游击纵队的“会剿”。11月下旬，纵队由大雪山向水田寨转移，行进到镇雄野腊溪，准备宿营时，突然被滇军田富伍营追至包围，将纵队打散。李青云与龙厚生等带领十多名队员冲出重围，连夜赶至水田寨，隐蔽在一个山洞里。1937年1月，川南民团孔阵云部由古蔺进驻坛厂，李青云被孔阵云部清乡时搜捕，杀害于水田寨。
威信县水田镇红军烈士陵园的五烈士，除了龙厚生、李青云烈士，还有曾春鉴、刘少成、董玉清烈士。
曾春鉴，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乡，1928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夏起历任红三军团五军三师七团团长，红三军团六师十六团团长，十八团团长和师参谋长等职。参加过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第一、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1935年初，随部长征途中，奉命与红六师政委徐策等率领部分指战员留在川滇黔开展游击战争，曾任川滇黔边红军游击纵队参谋长。1937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水田寨与敌作战中牺牲。
刘少成，1900年1月出生，籍贯不详，曾任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原在黔北川南活动）队长，1937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水田寨与敌作战中牺牲。
董玉清，出生时间不详，籍贯不详，1937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扎西水田寨与敌作战中牺牲。
龙厚生、曾春鉴、刘少成牺牲后，丧心病狂的敌人砍下龙厚生的头颅、曾春鉴的左手悬挂在水田寨街上“示众”。水田的贫苦百姓冒着凛冽的寒风，三五成群来到街头，含着泪水面对挂着的人头和手，默默悼念两位为人民幸福献出生命的可亲可敬的人。之后，川敌还将龙厚生的头颅拿到四川陇杠邀功请赏，只留下了他残缺的身子，龙厚生的身子在云南，而头颅却在四川，身首异处！水田人民饱含热泪，在深夜悄悄掩埋了龙厚生的遗体。此后，当地群众又将曾春鉴、李青云、刘少成、董玉清四位烈士与龙厚生合葬在一起，从而有了水田镇这座烈士陵园。
烈士永生，浩气长存。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丰功伟绩。为中国革命牺牲的五位先烈活动在扎西，战斗在扎西，长眠在扎西，从来没有离开过人民，人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言：“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里！”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昔日的硝烟战场，已成为人们缅怀先烈的圣地。人们路过红军烈士陵园，总会停下脚步，肃然起敬，追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威信县水田寨有一座特殊的红军烈士陵园。它的特殊在于，它不同于大多数烈士陵园建在幽深僻静处，而是处在闹市区、市井中，天天伴随着群众的生活；它的特殊还在于，它埋葬了五位红军烈士，却仅仅只有一个墓塚。在陵园中，有一棵威严苍劲的百年老树似擎天的团团华盖，昂然挺立，遥望着公墓两侧并排的五烈士的墓碑。五烈士分别是龙厚生、曾春鉴、李青云、刘少成、董玉清。我们的故事就从龙厚生开始吧!
龙厚生，名承桃，字辛桃，乳名毛徕，1891年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一富裕人家，父亲是一位有名的武术师，家中开有经馆和武馆。龙厚生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一边学文一边习武。比起学文，龙厚生更酷爱武术，15岁时他就学熟了多种拳术和当地红、黄、青、花四种舞狮法，能跟班出场。父亲见他有习武天赋，便将祖传秘绝传授给他，还让他到南岳拜一姓陈的高僧为师。从此，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习得了一身绝好功夫。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龙厚生萌发了寻找革命真理的信念。他一面舞狮卖艺，一面打听革命军队的消息。1926年，龙厚生在朱德部队当兵，他作战英勇，足智多谋，经历过无数次战斗，通过了党的考验，1926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龙厚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他机智勇敢，冲锋在前，倍受赞赏。1928年1月，龙厚生随朱德部队参加了湘南起义，上井冈山后，部队成立了军事干部训练大队，龙厚生任武术教官。他言传身教，严格操训，为部队培训了一批技术过硬的军事干部。龙厚生曾受上级派遣，由井冈山回乡侦察敌情，短短3个月，他乔装打扮，活动在龙形市、七甲、鲤鱼塘和安仁等地，把敌人兵力部署绘制成图，出色地完成侦察任务，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他，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也有他。
1930年，龙厚生调任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工作。1933年春由保卫局派往红军通信学校任特派员，先后参加了历次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龙厚生随部队踏上了万里征程。
1935年2月上旬，龙厚生随中央红军长征来到云南威信。为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开辟川滇黔边区新苏区，中共中央在扎西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龙厚生任游击纵队特派员。在任特派员期间，他先后在威信一带建立了7个乡革命委员会，2个游击大队，1个赤卫队。为了迷惑牵制敌人，掩护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龙厚生与川南特委书记徐策率领川南游击纵队向川南地区进发，频频袭击敌人，并以总政治部名义，到处张贴标语口号，号召人民起来摧毁反动政权，建立革命苏区。被吓懵了的蒋介石误以为龙厚生所部系一支中央红军主力留在川南，急急忙忙调了五个旅的兵力开往川南进行堵击。龙厚生率领的游击队迷惑和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兵力，积极配合红一军团作战，并掩护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他的一只手曾在战斗中负伤，因此被冠以“龙爪手”的称号！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挥师北上后，蒋介石获悉了一直与他的部队周旋激战的是龙厚生、徐策率领的川南游击纵队，既震惊又恼火，随即调集国民党军五个正规师和大批反动地主武装对川南游击纵队发动了第一次“三省会剿”。为了抗击强敌，龙厚生和徐策率川南游击纵队到达叙永县的朱家山，与活动在此的黔北游击纵队会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并组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龙厚生出任特委组织部长。两支武装会师后，立即投入了反“围剿”斗争。7月12日，龙厚生和徐策率领的游击纵队转战到云南省威信县境内，第二天行至长官司的观音堂一带时，遭到敌军突然袭击。游击队与敌人整整激战一天，特委书记兼纵队司令员徐策等80余人壮烈牺牲。14日，游击纵队转移至簸箕坝，召开特委扩大会议，选举余泽鸿、龙厚生等组成新的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由余泽鸿任书记，龙厚生仍任组织部长。此后，龙厚生一直随游击纵队行动，先后参与指挥了攻打四川筠连县城、江安梅花镇等一系列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战斗中，龙厚生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威震敌胆。10月底，游击纵队在娄山关与驻守遵义之敌展开血战，纵队损失严重，仅剩下100多人，并且与中央红军也失去了联系。
红军主力远去，失败了的敌人是绝对不允许这支游击纵队存在的，他们开始一波接着一波地疯狂反扑。面对百倍于己的敌军，纵队的战斗形势何止是艰难。自1935年7月至12月，短短5个月内，纵队连续两任领导人牺牲，队员也由最初的1000多人锐减至200余人。在纵队形势陷入低谷的时候，龙厚生毅然接过重担，成为了纵队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领导者。他带领着仅有的200多名战士苦撑危局、继续战斗。在他的带领下，纵队又一次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壮大。
1936年，川滇黔边区抗日革命运动的兴起，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川滇黔三省军阀秉承蒋介石旨意，对抗日先遣队发动大规模的“三省会剿”，数万敌军和地主武装纠集到川滇黔边区，对先遣队形成包围圈，然后分成数个梯队，划区“清剿”。2月6日，特委骨干在四川兴文县洛柏林石匠田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分析当前形势和总结一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会议最后选举刘复初、龙厚生、李青云等组成特委，刘复初担任书记兼任纵队政治委员，龙厚生担任纵队司令员。在龙厚生、刘复初的指挥下，游击纵队迂回穿插在川滇黔边界，利用高山密林，采取“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与强敌周旋，一次次突破敌人的包围。8月中旬，龙厚生、刘复初率领纵队在云南彝良县洛旺一带击溃杨保林的团防队，活捉反动头目杨明章。25日，又在尖子山截获镇雄大土司贩运布匹的商队，将缴获的几十担白布给了当地百姓。
为了避开敌人的重重“围剿”，10月下旬，龙厚生、刘复初率领游击纵队经威信县马河、果洛坝往大雪山方向隐蔽休整。21日清晨，纵队来到威信县大雪山附近的滥泥坝，遭敌滇军安旅驻昭补充团三个中队联合地方民团四五百人追击，龙厚生等指挥纵队在大田湾分两路设伏，消灭敌人过半，还缴获了几挺重机枪。11月中旬，游击纵队从泸州市叙永县石厢子出发，准备赶回水田寨，途中遭到川军、滇军截击，转移到云南威信境内时，只剩下100余人。司令员刘复初身患重病，与党中央一直没有取得联系，孤立无援，加之天气转冷，指战员仍穿单衣，脚穿草鞋，部队粮盐全无，靠野菜、包谷杆、高粱杆充饥，纵队日益陷入了险恶困境。
龙厚生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为了摆脱敌军的追击，他率领纵队同敌人绕圈子。11月18日，当他率部行至威信大落脚时，敌军一个旅紧追而来，他连忙指挥纵队改道往海子坝方向急行，把敌人引入岔道，向斑鸠沟方向奔去。不料纵队的行动被当地反动团丁发现，敌军立即掉头追击，纠合从扎西方向赶来之敌分兵两路包抄纵队。龙厚生指挥游击纵队在一条五里长的窄沟里边打边撤。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地形极为不利，伤亡不断，到达大雪山安稳坝时纵队只剩下80余人。龙厚生在当地安置好病重的刘复初后，率领纵队转移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的大雪山。11月底，游击纵队被一名充当向导的滇军特务诱入敌人的包围圈。龙厚生指挥纵队奋力拼杀，最后只带领10名战士冲出了重围，星夜兼程转移到水田寨，隐蔽在干沟一带。
1937年1月上旬的一天，由于当地恶霸郑香谷告密，川南地区民团包围了干沟，龙厚生及参谋长曾春鉴，大队长刘少成等被地霸抓捕。敌人对龙厚生这个武艺高强的龙爪手，早已恨之入骨，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龙厚生被拷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敌人原本想将他带往另一地主武装处继续拷问，但是，此时的龙厚生因伤势过重再也无法继续前行。他这双脚曾驰骋过多少沙场，闯荡过多少回鬼门关？他已经记不清了。在途经金龟山一处坡地时，敌人打量着寸步难行的龙厚生，决定就近将他枪杀。面对敌人步步紧逼的枪口，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禁不住仰天长叹，倒在了长满野草的坡地上。
龙厚生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李青云同样用生命印证了他对革命信念的坚守。
李青云，江西省莲花县人，原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干部，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2月20日，中央红军途经贵州省习水县东皇殿，军委纵队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命从总后勤部各单位抽调了80名红军指战员，组成了红军黔北游击队，由陈宏任队长，张凤光任政委，李青云任特派员，在黔北开展革命武装活动。
1935年6月底，黔北游击队在陈宏、张凤光和李青云的带领下告别了放牛坪的父老乡亲，甩开途中阻击之敌，向川南急进。部队到达二郎滩，发现盐防军已将渡口封锁，几支木船都被敌人收集到河对岸。李青云与大队长余得胜在部队里挑选九名熟悉水性的红军战士，泅水渡河，主力部队在岸边用火力侦察掩护，夺取渡口，消灭场上盐防军，使部队顺利地渡过赤水河。
1935年7月上旬，游击队经白沙、摩尼、分水岭等地，沿途探听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行踪，终在叙永分水岭朱家山与川南游击纵队汇合。两支队伍汇合后，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委决定同心协力一同作战，决定部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特委也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部队扩大到近千人，下辖七个大队，使川滇黔边区的武装斗争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创建了新苏区根据地。由于部队合编，人员增多，队伍壮大，对川滇黔边区影响也逐渐增大。因为中央红军已渡江北上抗日，所以川滇黔边区的红军游击纵队被敌人视为心腹大患。
1935年7月上旬，纵队由朱家山出发，第二天在田坝头与川军顾晓凡团遭遇。陈宏指挥部队抢占高地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毙伤敌军多人。7月12日，纵队在徐策、张凤光、陈宏的率领下，由分水岭经天蓬寨、文兴坡到长官司，准备去攻打兴文县建武等地。7月14日，纵队在长官司与川军周化成部激战之后，主要领导人徐策、张凤光相继牺牲，陈宏负伤被俘，纵队损失严重。随后，余泽鸿在簸箕坝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总结半年来的经验教训，决定转变策略，外线出击，奇袭敌人，在川滇黔边区打出影响来。在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余泽鸿，特委委员、纵队司令员刘干臣，纵队政治部主任钟昌涛，参谋长聂昭良，组织部长龙厚生，特派员李青云的带领下，长途跋涉，打下了贵州赫章、四川筠连；打到泸州兰田坝、叙蓬溪；贵州一碗水、燕子口、娄山关等地。1935年11月折回川南，由于气候严寒，伤病员无法隐蔽，供给极度困难，加之敌派重兵加剧“围剿”，纵队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李青云同参谋长刘复初将纵队余下的20多人带上连天山隐蔽休整，敌军结束了第一次“三省会剿”。
1936年2月，李青云与刘复初将队伍带下山来，转移到兴文洛柏林，与同在这里坚持斗争的龙厚生、黄虎山等人汇合，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推举李青云任特委(宣传)委员、纵队政治部主任、特派员。与龙厚生、刘复初组成新的特委领导班子。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一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继续坚持川滇黔边区的游击武装斗争，在滇川边区主动袭击敌人，配合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行动。6月9日，纵队到达威信院子场与红二、六军团组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阮俊臣的第三支队和国民党军陶树清的起义部队合编，组成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李青云任先遣队特派员。7月，纵队单独活动，恢复原建制，李青云仍任政治部主任兼特派员，在威信边境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又吸收珙县底洞铺一连川军起义部队，同时发展以殷禄才为首的云南游击支队，展开轰轰烈烈的革命武装斗争，打击敌人，创建根据地。
1936年11月，三省军阀部队加剧对红军游击纵队的“会剿”。11月下旬，纵队由大雪山向水田寨转移，行进到镇雄野腊溪，准备宿营时，突然被滇军田富伍营追至包围，将纵队打散。李青云与龙厚生等带领十多名队员冲出重围，连夜赶至水田寨，隐蔽在一个山洞里。1937年1月，川南民团孔阵云部由古蔺进驻坛厂，李青云被孔阵云部清乡时搜捕，杀害于水田寨。
威信县水田镇红军烈士陵园的五烈士，除了龙厚生、李青云烈士，还有曾春鉴、刘少成、董玉清烈士。
曾春鉴，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乡，1928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夏起历任红三军团五军三师七团团长，红三军团六师十六团团长，十八团团长和师参谋长等职。参加过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第一、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1935年初，随部长征途中，奉命与红六师政委徐策等率领部分指战员留在川滇黔开展游击战争，曾任川滇黔边红军游击纵队参谋长。1937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水田寨与敌作战中牺牲。
刘少成，1900年1月出生，籍贯不详，曾任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原在黔北川南活动）队长，1937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水田寨与敌作战中牺牲。
董玉清，出生时间不详，籍贯不详，1937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扎西水田寨与敌作战中牺牲。
龙厚生、曾春鉴、刘少成牺牲后，丧心病狂的敌人砍下龙厚生的头颅、曾春鉴的左手悬挂在水田寨街上“示众”。水田的贫苦百姓冒着凛冽的寒风，三五成群来到街头，含着泪水面对挂着的人头和手，默默悼念两位为人民幸福献出生命的可亲可敬的人。之后，川敌还将龙厚生的头颅拿到四川陇杠邀功请赏，只留下了他残缺的身子，龙厚生的身子在云南，而头颅却在四川，身首异处！水田人民饱含热泪，在深夜悄悄掩埋了龙厚生的遗体。此后，当地群众又将曾春鉴、李青云、刘少成、董玉清四位烈士与龙厚生合葬在一起，从而有了水田镇这座烈士陵园。
烈士永生，浩气长存。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丰功伟绩。为中国革命牺牲的五位先烈活动在扎西，战斗在扎西，长眠在扎西，从来没有离开过人民，人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言：“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里！”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昔日的硝烟战场，已成为人们缅怀先烈的圣地。人们路过红军烈士陵园，总会停下脚步，肃然起敬，追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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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磨灭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1935年2月4日，中央红军悄无声息冒雪来到云南威信县，战士们没有因为天气寒冷进屋惊扰当地人，而是和衣卧于街道房檐下，老百姓早起开门看见睡在雪地里的红军战士，看见这种守纪律、不侵扰群众、为国为民的部队，让老百姓放心，感动得热泪盈眶。
2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进驻威信水田寨花房子，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对常委工作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2月6至10日周恩来先后参加了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红军该何去何从？怎样实现消灭敌人？最终决定“回师东进 二渡赤水 重占遵义”。
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几项重大决定中，其中一项是在云贵川三省边区创立革命根据地，抽调红军干部和武装，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牵制强敌，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
决议传达以后，中共中央选拔了部分师以上干部、中革军委抽调排连级以上干部90余人和一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第5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和部分修枪工人等400多人，在扎西镇的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1935年2月10日中午，中革军委在扎西镇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四合院坝子里召开了100多名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决定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其实，当时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留下来参加游击纵队意味着牺牲，意味着诀别。战士们深知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和艰巨，战斗环境更加残酷和凶险，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将更加巨大和惨重，而且又要和主力部队分手，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大部队，心里说不出的痛苦和酸楚。
刚下过雪的扎西寒气逼人，一种迷茫不安且沉闷沮丧的氛围深深地笼罩在整个会场。会场上静悄悄的，谁也不想说话。为了做好抽调留下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动员并作讲话。
看着大家心事重重的样子，周副主席用缓慢却铿锵的声音说：“同志们，我们目前有许多困难，蒋介石还在打内战，要围剿我们，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冲出去。可是，我们部队的机关庞大，包袱很重，不适合机动作战。因此，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伤病员要安置，部队要轻装，从红军野战部队和中央机关抽调一批能吃苦、能战斗、有地方工作经验的指战员在扎西留下来，在这里成立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川南特委直属中央，负责领导红军游击纵队，主要任务是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要建立新的苏区革命根据地。这个任务十分光荣和艰巨，大家要服从中央的决定，高高兴兴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
听了周副主席的话，特委书记徐策站起来说道：“让咱们留在扎西是党中央的信任！我们一定不辜负组织的希望和重托！”特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也随即激动地说：“咱们从瑞金一路出来，咱们倒下了多少兄弟？他们能舍身赴死，我们亦能不畏牺牲！”战士们泪流满面，有的当场就写下了誓死留守扎西的诀别书。不是没有柔肠，不是没有牵挂，但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唯有把艰难和牺牲留给自己，深情难叙，惟愿鸿雁传情，家人见信如面。
眼前的情景，让周恩来的眼眶湿润了，他深情地凝望着大家，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我们的分开只是暂时的，将来是会见面的，我们川北有了根据地，你们在川南也搞起来了，革命力量就大了。” 周恩来讲完，突然立正，庄严地向在场的干部战士行了个军礼。这一敬，包含着周副主席的叮咛嘱托；这一敬，包含着党给队员们的千斤重担；这一敬，包含着对离别后重逢的期盼；这一敬，消除了红军干部不愿在游击队工作的思想。
同志们纷纷给周恩来回敬军礼，齐声喊道：“请党中央放心！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这声音一阵高过一阵，这声音直插云霄，在扎西上空久久回荡。
两天后，纵队战士们在四川三合头与红军主力部队依依惜别！战士们挥手道别，泪湿衣襟。这一别何时再会，这一别没有再见。为了不负党中央的重托，不负周副主席的重托，战士们擦干了眼泪，毅然决然奔赴游击战场。
这一支400余人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转战三省牵制强敌，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四渡赤水、长征北上。存亡关头，他们临危受命，立下铿锵誓言；游击战场，他们孤军奋战，书写勇于担当的壮丽诗篇。200多场惨烈的殊死战斗，1000多指战员血洒征途。以徐策、余泽鸿、戴元怀为主要领导的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全体指战员，深知处境险恶，毅然离开中央红军主力，在川南、黔北、滇东地区打游击，先后在叙永木厂梁子成功阻击川军，攻取长宁梅硐场，攻克重点把守的筠连县城，打下长宁安宁桥，占江安红桥镇等，部队后与红军黔北游击队汇合，吸引牵制了相当部分三省军阀和国民党的军队，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取得二渡三渡四渡赤水、重占遵义、佯攻贵阳、西出云南、北渡金沙江等一系列战略转移胜利。1936年6月，游击纵队与红二、六军团派来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阮俊臣部200多人会合，组成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多次主动袭击川、黔敌军，这些军事行动大大牵制了敌人兵力，为红二、六军团取得乌蒙回旋战的胜利和北渡金沙江作了积极的战略配合。
1937年1月，游击纵队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军在川滇黔边20余县与敌军浴血周旋、激战近两年后，终因敌多我少、缺乏后援和补充，在敌军重兵连续“围剿”下被打散，几乎全军覆没。纵队发展的云南游击支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到1947年2月，长达12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6年，68岁的彭德怀还在四处打听川南游击纵队的下落，得知他们在极其严酷的斗争环境下转战两年，几乎尽数牺牲，这位老人停箸减食，悲痛不已！1986年，张爱萍将军为纵队斗争史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举世无双的英雄壮举彪炳史册，而红军在长征中留在扎西的川南游击纵队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是红军长征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永远的丰碑！
川南游击纵队在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没有退缩，勇往直前，转移敌人的视线，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安全撤离。他们没有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把热血洒在扎西的土地上，历史不会忘记川南游击纵队，人民不会忘记川南游击纵队！
英雄伉俪28年沉冤得雪
有一对英雄伉俪的故事要从一份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四月八日发出的《云南省政府训令》讲起，这里面满是殷匪及殷匪妻子的文字，这是原民国威信县长赵光斗的剿匪情况呈报，匪首、要匪、余匪等蔑称充斥其间。这是当时民国《新蜀报》所刊载文章，那么，究竟赵光斗声称的殷匪、殷匪妻子及余匪，也就是殷禄才夫妻以及他们带领的队伍，是土匪，还是革命武装？
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来寻找事实的真相。
在威信县罗布镇郭家坟一带，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首车车灯（当地民间小调）：好个郭家坟，滇川两面分；山又生得紧，好似猪槽型；此间曾出一个人，名叫殷骡子，耳朵长又肥；拉起队伍闹革命，专打地霸和豪绅；夺得钱和米，分给穷苦人；从此官僚把他恨，联合密告中央军……战火燃到郭家坟；骡子奋起来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
这首车车灯唱的内容就是发生在郭家坟一对英雄伉俪的革命故事。
1927年的春天，和风吹拂杨柳，喜鹊欢唱枝头，喜悦和幸福的气息弥散在郭家坟这个小村庄里。15岁的帅气小伙殷禄才与18岁的靓丽姑娘何吉珍结为伉俪！婚后，小两口相敬如宾、和如琴瑟。他们恩爱相伴，想用勤劳的双手共筑一个幸福的家，但地主恶霸总恃强凌弱，穷苦大众饱受欺凌。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集结扎西，号召贫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当地农民殷禄才倍受鼓舞，在妻子何吉珍的支持下，从两把刺刀开始，组织起十余人的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后来成长为中共党员，并于1936年担任云南游击支队支队长。当地人把老红军陈华久称之为“陈二排”。殷禄才与政委陈华久通力合作，将支队逐渐发展至8个大队、16个分队共七八百人。他们打击川南国民党地方政权，伏击国民党军车，严重威胁了国民党大后方的安全，成为边区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大患。敌人先后六次对其进行“清剿”，但都被支队成功地一一粉碎。战斗中，殷禄才的妻子何吉珍同样手持盒子枪，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极具侠女风范！平日里，她又分担后勤工作，将缴获的土豪劣绅的物资分发给穷苦群众，当地百姓都称她为 “我们的女司令”！
1947年2月，殷禄才率领支队昼伏夜行，3天后到达四川叙永县江门镇，拦截打掉了蒋介石后方运输弹药的一车军火。蒋介石大为恼火，派出整编79师及三个专区十多个县的地方武装倾巢出动，再次扑向郭家坟，高喊着“宁可错杀，不可漏网”的口号开始了对云南游击支队的第七次梳篦式的“清剿”。
十余次战斗给支队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短短一个月内，支队队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何吉珍及家属被迫隐匿于深山密林中，但由于被保长出卖，全部被捕。何吉珍和许多支队战士被押送到四川兴文簸峡，关押在七十九师的指挥部里。何吉珍饱受酷刑拷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她始终坚定革命信念，没有吐露支队的任何信息。恼羞成怒的敌人将何吉珍及子女押至山顶，决定让她4个年幼的孩子观看母亲被枪决的过程！孩子们被吓得跪倒在地，哭声一片，最小的两岁，最大的也才8岁啊。何吉珍被压跪在地上，却强扭过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孩子们厉声说道：“起来！都起来！不许跪也不许哭！”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站起身，强忍着哭声。何吉珍这才满意地点点头，对大女儿说：“孩子，苦了你了，替娘照顾好弟弟妹妹！”这时，山风袭来，乱枪响起，何吉珍英勇就义！
殷禄才妻子何吉珍英勇就义后，3月19日，殷禄才、陈华久被敌人围堵在水沟头关子洞洞口！一场无比艰难和悲壮的战斗打响了！密集的子弹叫嚣着飞向洞口，陈华久不幸中弹。“陈二排！陈二排！你不是说自己有九条命死不了吗？你给我活过来！活过来……”殷禄才大声喊叫着最后一个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好兄弟。可陈华久血肉模糊，双眼紧闭，已经听不到殷禄才的泣血哀鸣！陈华久壮烈牺牲！殷禄才满怀悲愤，怒发冲冠，红着双眼奋力还击，击毙敌军一名排长和几名士兵，打得敌人不敢抬头！但终究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被敌人团团围住。为了不给敌人留下“活口”，殷禄才将最后一颗子弹顶进枪膛，怒视冲上来的敌人，饮弹自尽，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整整十二年，殷禄才领导的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由数十人发展到近千人的武装，转战滇川边区十余县地，开辟方圆近百公里的游击区，粉碎数倍于己之敌的多次“会剿”，牵制与打击敌军，配合前方抗日，袭击和威胁国民党后方顽固势力及交通运输干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解放边区民众、开创滇川边境以郭家坟为中心的敌后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殷禄才和何吉珍牺牲后，被人们误认为土匪，这支红军游击队也被认定为土匪队伍！土匪的帽子一戴就是28年！后来，殷禄才的入党介绍人、老红军刘复初同志对支队性质和他们的身份作了说明，证明他们是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1984年，中共昭通地委认定殷禄才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殷禄才、陈华久领导的云南游击支队是我党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组织起来的，是党组织派干部直接领导下的地方革命武装。这年，他们的冤情才得以平反昭雪。
殷禄才与何吉珍，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坚持敌后斗争，把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共同追求的革命事业！他们倒下了，倒在了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但他们的倒下，树立了一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如今虽然山河变迁，岁月流逝，但这支革命队伍，历史不会忘记；这段峥嵘岁月，人民不会忘记。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共产党人将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坚定信仰、坚持斗争，只为了这片沃土上的百姓有幸福光明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