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红色故事（上）

博古交权花房子

1935年2月5日，正值春节。地处滇东北乌蒙山腹地的威信县，寒风呼啸，雨雪纷飞。中央红军由四川泸州市叙永县石厢子艰难跋涉，进驻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总部驻扎在水田寨西边约一公里的花房子一带。

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花房子召开会议。

花房子是一幢红色的房子，是一位郑姓乡绅的住宅，建于清代末年，因其门、窗、板壁上雕刻有精美的花草动物图案，为当地稀有，当地百姓就管它叫花房子。

傍晚，在郑家堂屋的一张八仙桌周围，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博古（秦邦宪）等领导围桌而坐，堂屋内气氛严肃。会议以口头表决的形式，推选周恩来为会议临时主持人。

周恩来坐在八仙桌的北面，长长的胡须让他的脸庞显得更加瘦削。他说：“目前，我军面临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原本要在川南渡过长江，但被蒋介石给逼到云南来了，红军究竟该打到哪里去，在哪儿落脚？另外，中央苏区也接连发来急电，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候，我们不能扔下他们就不管啊！但是怎么个管法，由谁出来管，这些问题，都必须立刻解决。鉴于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召开常委会议，完成遵义会议上提出的解决常委重新分工事宜。这段时间来，常委们相互通了一些气，大家统一的意见是推选一位熟悉中国革命、红军公认的同志来领导党和红军，这是目前形势最需要的，也是全国革命最迫切的。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常委，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指挥反‘围剿’战斗中，都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请大家发表意见。”

坐在左面的张闻天第一个发言，他习惯性地托了托眼镜，用坚定的语气说：“广大红军指战员都亲身经历了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以来，‘左’倾错误路线把战略转移变成惊慌失措地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致使红军几次濒于绝境，人员大量减少，这是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盲目的、不顾实际的堡垒战、大规模正面作战，是‘左’倾冒险主义不知中国革命特点的蛮干，是不顾客观规律的乱干。那个洋顾问固然有错，但博古同志要负大的责任。我们也有责任，不能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摆设。毛泽东同志担任总书记我也完全赞成。”

陈云坐在博古身旁，正拿着笔在本子上记录，听了张闻天的发言，他接着说道：“博古同志对遵义会议上提出的对他的批评在思想上有抵触，但也认识到自己的一些错误。在当前敌我态势发生变化，主要任务是军事行动的形势下，再继续领导下去会有困难，我支持恩来同志的提议和洛甫同志的意见，由毛泽东同志出来负总责。”

博古在会议开始后就一直低头吸烟，地上已散落着七八个烟头。就在开会前，周恩来同志已找他谈了话。周恩来的话句句在理，让他不得不直面这个终究要面对的问题。听了陈云的发言，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遵义会议后我也进行了反思，撤出中央苏区后中央红军一路受挫，损失惨重，我应负主要责任，但不是完全责任。按惯例，常委分工这样的大事需报共产国际批准才行。但不管怎么样，作为共产党员，我服从集体意见，以后分配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周恩来又补充说：“中国革命有自己的实际，须由懂军事、会打仗，熟悉中国革命特点的人来领导，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组织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些问题需由我们自己解决。”

这时，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坐在右侧的毛泽东，只见他此时正凝神静思。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道：“这副担子不轻啊！还是洛甫同志更适合。洛甫同志能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同志，又善于独立思考，敢于系统地提出和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与理论见解，难得啊!”

毛泽东缓缓地站起来，接着说：“博古同志说的也有道理，我们不能不顾及共产国际那儿，洛甫同志曾留学苏联，共产国际那里也好有个交代。我个人可以协助恩来同志负责军事。博古同志有理论水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伤病还未康复，建议博古同志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之职。”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大家赞同，特别是提出对博古同志的安排，让博古内心震撼，解除了他半个月来心里的阴霾。他说道：“我现在思想上想通了，我不会背任何包袱，保证完成任务。”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会议还研究了中央红军目前的战略行动方针及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的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随后，中央书记处立即致电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分局，要求他们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等。

2月6号，天刚微亮，博古随即把象征中央权力的一副装有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印章和中央书记处条形章的铁皮挑子交给了张闻天。张闻天接过挑子，掂了掂，百感交集地对大家说：“我张闻天挑不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帮忙啊！”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他向陈昌奉要了一支烟，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大声而爽朗地对张闻天说道：“要得，马上向扎西开进!”此时，只听见农民家里的雄鸡振翅高鸣，冲破清晨四野的宁静。毛泽东感慨道：“雄鸡一唱天下白，好兆头啊。” 随后，中央红军从水田寨出发，沿壮龙山而下，来到石坎子、大河滩一线。

花房子会议从组织上肃清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危害，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在扎西实际形成，张闻天的任职和周恩来作为军事最高决策人，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意义重大。

遵义会议拨航向，扎西会议正乾坤。扎西会议在思想、政治、组织、军事上实现和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与遵义会议相衔接，共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红军一步步冲出危局、实现转折、走向最后的胜利。

扎西缩编：十个连长一个班

炮声隆隆，血雨腥风。

1934年10月，那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敌人重兵云集，湘、粤、赣、桂和国民党的军队50余万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包围红军。中央红军浴血奋战，舍身忘死，击退敌军一次次猖狂进攻，冲破敌军三道封锁线。当时担任领导的博古、李德等人不顾红军重兵围堵的事实，仍主张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致使中央红军被迫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30万大军在湘江展开血战。在突破敌军第四道防线，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主力从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九天的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但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的中央红军终于撕开了敌人重兵设防的防线，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的企图。此后，中央红军转向敌人相对较为薄弱的川、滇、黔地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了三人团，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2月5日至10日，中央红军进驻威信扎西后，在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鉴于红军长征以来在湘江等战役后减员十分严重，为丢掉“包袱”，轻装上阵，机动灵活作战，毛泽东提议，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2月10日，中革军委颁布了《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作战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将原30个团缩编为16个团加干部团，共17个团，从军团直接到团，层层下放，充实战斗人员，并把繁多辎重留下来，轻装上阵，通过精简缩编，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和灵活性。

中央红军缩编后一个团约2000多人，相当于缩编前的一个师。各级干部层层下放，师长、师政委下放当团长、团政委，团长、团政委下放任营长、教导员，营、连干部下放到连、排。在基层，甚至出现了连长下放当战士的情况。据3军团4师10团9连连长黄荣贤回忆，他们团在长征中损失很大，连队大量减员，在整编过程中许多连队被撤销。当团政委杨勇告诉他9连解散，把他调到团部新组建的通讯班当班长时，他想不通，连长怎么一下就降格成班长了？4师政委黄克诚也对他说：“拆散9连，你想不通，不干了，那撤销4师，我想不通，也不干了，红军还能打胜仗吗？”黄克诚还指着杨勇风趣地说：“我也下到你们团当政委来，杨政委只好当团政治处主任喽！”黄政委的话让黄荣贤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站起来，看了看黄政委，又看了看杨政委，像不认识两人似的。

师政委怎么就变成了团政委？黄荣贤想不通。

黄克诚政委走过去，拍了拍黄荣贤的肩膀，习惯性地背起手在屋子里来回走着继续做他的工作，说黄荣贤啊，在来扎西之前，由于长征中减员严重，中央红军各军团番号虽然存在，但有的军团实际兵力不及以前的一个师，有的师实际兵力不如以前的一个团，有的连队甚至只有干部没有战士，成了光杆司令。官多兵少，机关人员臃肿，战斗部队人员缺乏，作战能力下降，形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机动性。黄政委停下脚步，眼神里有些忧郁也有愤怒。忧郁的是想到了牺牲的英烈们，心情十分沉重，敌军处处围堵，出路堪忧；愤怒的是有些同志不理解中央缩编部队的重大决策，思想有顾虑，要怎样才能解除同志们思想包袱。

为战场而生，为民族而死。听着黄克诚同志的话，黄荣贤连长的眼前又浮现出湘江战役的惨烈场面，为了掩护兄弟部队过江，自己带着兄弟们喋血湘江，视死如归，鏖战了几天几夜，很多战士血染沙场，但由于过江部队行动缓慢，疲惫之师不得不作最后的拼杀，用血肉之躯筑起屏障，直到大部分战友都在他面前倒下了……

那真是肝肠寸断万箭穿心的一幕啊！

满身血污的黄荣贤来到团部报到时，团管理员吴继章调侃他道：“10个连长1个班，成了连长班了”。到了通讯班后，心怀疑问的黄荣贤才明白他的意思，原来通讯班的9位战士，都当过连长，加上他这个连长，通讯班刚好10位连长，是个名副其实的“连长班”啊。尽管还有失去战友的悲痛，但毕竟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踪，大家的情绪高涨，风趣幽默的侯连长张口就来一个顺口溜：“精简大整编，连长下到班。班长黄荣贤，率领一个团。”意思是说黄荣贤领导10个连长，像一个团长，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没有苦难，何来辉煌；没有缩编，何来轻装。中央红军丢掉了“包袱”，把若干人才能搬动的笨重器材和军用物品扔了，“坛坛罐罐”丢了，“消了肿”，大搬家式的长蛇阵队伍不见了，部队轻装上阵，大踏步战略转移，运动战得心应手，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部队精简缩变成功了。毛泽东很形象地指出：“它改变了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局面”。

中央红军缩编，加强了部队机动性、灵活性，提高了战斗力，红军随后取得娄山关大捷，重占遵义城，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胜利，鼓舞了士气，为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江斗敌顽，强渡大渡河逞英雄，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为此，陆定一、贾拓夫合作，为扎西会议上的精简缩编决策编写了一首红军歌：“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整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这首红军歌，仿佛把我们带到了80年前扎西那个烽火连天、红军整编扩红、与数倍敌人浴血鏖战的艰苦岁月。唱起这首歌，一股昂扬正气在红军和老百姓中间扩散，扩大了红军队伍宣传和政治影响，鼓舞了红军战士的革命斗志，汲取了坚持武装斗争的精神动力。

威信陈子君：苦娃当红军

1935年2月，中央红军经过云南昭通威信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红军离开威信扎西时，3000多名威信儿女加入了红军队伍，苦娃子陈子君，就是其中一名典型代表。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决定由黔北地域经川南渡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实行总的反攻。由于贵州土城战役未能歼灭追敌，过江计划受到川敌所阻。为迅速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追击，2月3日，中革军委决定分6路以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并指令“三军团明4日派两个得力团分别扼守站底、两河以北，五军团扼守摩泥以北要隘，阻止永宁之敌南进，直至明晚，以便掩护我右路纵队通过摩泥之线向川滇黔交界之扎西地域集中。”

1935年2月中旬，中央红军红一军团长征来到威信县三桃春天坪。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不了解红军的当地老百姓几乎都跑到深山老林里躲藏起来了。

被国民党反动派蛊惑下的春天坪人去房空，春寒袭人，面对空房子，一群红军宣传战士专注地在墙垣上书写着宣传标语，一位红军宣传战士看到路旁很显眼的川龙殿，就一手提着一个装满石灰浆子的小桶，一手拿一把小刷子快步走上前，熟练地在墙壁上工整地书写了“打土豪，分田地”几个大字。当他正准备转身离开时，他看见川龙殿后不远处的悬崖边蜷缩着一个人，他小心的走近卷缩着的人身边，才看清这是个十七八岁的男青年，他破衣烂衫，面黄肌瘦，脚上套着一双掉耳的烂草鞋，赤裸的双脚到处都是冻疮，血水直流，他双手插进袖笼里抱成一团直哆嗦。见有人过来，年轻人似乎有些害怕，身子缩得更紧了。红军战士和蔼地说道：“老乡，不要害怕，我们是红军，是专门打土豪地主分田地给穷人的红军。”

这个蜷缩在悬崖边的年轻人，几天来一直悄悄地尾随这群红军战士，看到红军战士不走进空房子，不侵犯老百姓，他们一个个面带微笑，对老百姓秋毫不犯，他心里对红军战士有了一种莫名的信任。当红军战士走进他时，听到红军是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队伍，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战士，没有感到一点点害怕，蜷缩的身子稍稍放松了些。

红军战士亲人般的坐到地上，肩并肩和他坐着，问他为什么这么冷的天独自一人躲藏在这里。

红军战士关心的询问，可亲的语气，一下子触碰着年轻人的悲伤，他哭了，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他告诉红军宣传员，他叫陈子君，从小母亲就生病去世了，后来父亲陈泽三给他找了个继母。继母很刁横，对他常常不是骂就是打，专叫他干重活，还不给吃饱。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讨个媳妇也不容易，也不敢对这个讨进来的媳妇怎么样。

面对生活的不易，父子两人常常背地里抹泪，相互安慰，父亲的温暖支撑着陈子君强忍苦难，艰难生活。天有不测风云，相依为命的父亲因病无钱医治，病逝了。因家里太穷，买不起棺木为父亲下葬，陈子君只得将自己卖给当地团总陈作人家当仆人做长工，换来一口棺材钱，父亲得以入土为安。

陈子君到陈家后，陈作人对他像奴隶一样的使唤，稍不如意不是打就是骂，陈子君受尽百般欺凌。几天前的大年三十，陈作人家里朱门酒肉，欢天喜地，推杯助盏，张灯结彩，他却只能孤独地蹲在牛圈里，听着牛笨重的喘息，饿得奄奄一息，人都快昏过去了。看到陈子君病恹恹的样子，陈作人家怕染上晦气，赶他回家，叫他初三回来做工。

被赶出陈作人家，走在山村凸凹不平的路上。陈子君想到牛旁还可以相互取暖，牛圈还可以遮风避雨，父亲去世了，继母又容不得自己，哪里还有家啊！此时，陈子君悲伤不已，只有孤寂的走在冷凉的山间，在寒风中，到村里流浪乞讨。

春天坪的空中时不时有爆竹鸣响，空中还有清脆的枪声，土豪地主反动派散布着红军要来了的反动谣言，邻里乡里都跑到深山老林躲藏起来了。

陈作人一家惊慌失措，把粮食全部藏了起来，跑得无影无踪。陈家逃跑时，一再叮嘱陈子君看好他家的房子，喂好他家的牛。

红军宣传战士含着眼泪听完陈子君的不幸故事，内心充满了同情和憎恨，赶紧从已经干瘪的干粮袋里抖出一些炒面，拿给陈子君吃，陈子君大口地吃着炒面，目不转睛地看着红军战士，红军战士深情而又坚定地对陈子君说：“不要难过，苦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将来你一定会有好日子过的！”吃着炒面，听着战士激情的话语，陈子君有了些神气，再没有卷缩着身子，他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红军战士，眼睛虽还有淡淡的忧伤，但清澈见底，充满希望和憧憬。红军宣传员继续说：“走，跟我们当红军去，红军是咱穷苦人的队伍，专为穷人打天下的。跟着红军有饭吃、有衣穿，官兵一致，互相帮助，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欺负你了！”

听着红军战士温暖的话语，陈子君感受着从来没有过的甜蜜。他看着眼前这个人年龄和他差不多，当了红军，精神抖擞的，还会写字唱歌，想到自己孤苦伶仃，十七八岁了，还当放牛娃。触情生情，突然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心中涌动，他想：与其自己一个人在家受苦，还不如当红军有饭吃有衣穿。陈子君猛地一下子擦干眼泪，站起来挺直身子对红军宣传员说：“我要跟你们走，我要参加红军！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教我读书认字，我也要像你一样，能在墙壁上写出大大的字。”红军宣传员看到陈子君坚定的态度，憨厚的表情，听着他纯洁的语气，笑着说：“参加了红军，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放心，我教你。”

红军队伍就要离开春天坪，离开威信了，陈子君经过组织考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离开了威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中央红军长征在威信期间，革命足迹遍及全县60多个村，红军每到一处，张贴布告，书写标语，召开贫民大会，演出文艺节目，教唱革命歌曲，热情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播撒着革命的火种，许多青年走出深山老林，踊跃参加红军。陈子君只是在威信的3000多优秀儿女中的一员，这3000多红军战士，绝大多数牺牲在长征路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调查统计，有名有姓的查到300余人，更多的连名字都未留下来。这些无名的英雄，是昭通人民、威信人民的骄傲。他们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留下了敢于斗争、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

X光机的歌谣

X光机，X光机

一柜铁疙瘩

却有神奇术

看人的肉，看人的骨

更能看见敌人射进战友身体的子弹头

X光机，X光机

革命战斗到扎西

形势急，战斗紧

我们已经担不动你

藏在老乡家，你要守纪律

X光机，X光机

弹片满天飞

倒下的战友在呻吟

战地医院的帐篷里

白昼黑夜我好想念你

193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云南省威信县召开了“扎西会议”。会议总结了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原本是战略突围，却变成了惊慌失措的搬家运动，“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精简缩编，要求对影响部队行军作战的笨重装备进行精简，凡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掩埋，这难坏了卫生部长贺诚。卫生部队有一台宋庆龄从美国购买回来，地下党同志历尽艰辛，费尽周折转运到苏区的德国产X光机。X光机十分笨重，但却十分珍贵，因为有了它，战地医务人员能准确地确定战友身上的子弹和弹片位置，从而减少医疗失败，医治伤员。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仅医疗器械每天就需要近百人轮班背抬，特别是那台X光机，每天需要多人轮换背抬，爬山涉水从中央苏区抬到贵州，又从贵州抬到云南扎西，现在已属于“精简”装备。

自接到通知后，贺诚就忐忑难安，几经思量，还是决定从石坎杨家寨来到扎西，当面向毛泽东请示关于卫生部轻装的问题。

他说：“因为医疗器械，卫生部是部队拖累最大的一个单位，要留这批器械，不行，要丢掉，太可惜，带走，又违反了命令。”

坐在一张旧木桌前看书的毛泽东，被这个部长的话逗乐了，弹了一下指间的烟灰，然后抬头笑着问贺诚：“我们一个部长，怎么变得小气起来了？不就是一台机器吗？”

“不是，它是我的穿山眼。”

“怎么个穿山法？”

“毛委员，你不知，没有它，我们很难找准战友身上的弹头和弹片。”

“你说的我知道，但你也要晓得这机器非常时期治病的同时，也是我们的拖累嘛！你几个人抬着它，我们是行军打仗呢？还是当机器的保卫？”

“唉！我是真舍不得！”

毛泽东发现贺诚还是舍不得，便接着说：“部队一路从中央苏区来到这里，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我们就是吃了搬家式大转移的亏啊！如今，我们精简非战斗物资和武器，目的就是为了部队的机动灵活，有效地消灭敌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这台机器的确珍贵，但再珍贵也没有红军的生命珍贵嘛！这样吧，我们也不把它丢掉、埋掉，就把它寄放在老乡家里，请他保护好，以后我们又来找老乡要回去，你看行不行？”

毛泽东继续说：“将来革命胜利了，什么都有了，还愁没有一台X光机吗？”最后拍拍贺诚的肩膀，风趣地说：“贺诚同志，将来革命胜利了，派你把全国的X光机都接管过来，当个名正言顺的‘穿山眼’部长，怎么样？”

“嘿嘿，”贺诚笑了起来：“好，就按毛委员说的办。”

当晚回到杨家寨的贺诚部长，找到寄存大小17箱医疗器械的房主杨保和，将五枚大洋放到杨保和手里，诚恳地说：“老乡，这些医疗器械我们带不走了，要请你代为保管，这五元酬谢费算红军的一点心意。”

他最后反复交待：要保守秘密啊！不要让国民党知道，我们以后还要来取的。说完，看着17箱宝贝，扭过头，眼眶湿润了起来。

随后，两人把大小17箱医疗器械搬上杨保和家阁楼，用破草席把一切盖得严严实实，上面再放满杂物，伪装严严实实，直到威信县红军文物征集小组找回这台X光机，已是解放后很久的事了。

中央红军在扎西进行精简缩编，卸下了背上的“包”，甩掉了“坛坛罐罐”，精简了机构，充实了连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红军战士精神抖擞，轻装回师东进，大破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打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红军士气大振。

谁编了X光机的歌谣，或许永远是迷，更可能是当初操作这台机器的医务人员，忘记不了这台机器，编出了这首歌，谁知道呢？歌词寄托了对X光机的思念，更饱含了红军医务人员对战友生命逝去的惋惜。

李桂洪：留在扎西的女司令

轻轻捧起百年光辉史册，慢慢翻看峥嵘岁月，细细品味逐梦行迹，历史的长河中，每一粒沙都曾伟大辉煌，每一粒沙都值得铭记，每一粒沙都让我们触摸永恒……李桂洪，扎西会议后被党中央留在扎西担任川南游击纵队司令部的指导员，成了长征丰碑上一朵永恒的铿锵玫瑰，是无数壮丽诗篇中最坚韧的一页，是留在扎西植根山野最具生命力的顽强山茶花。

1911年，江西省寻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个女婴呱呱坠地，父亲百般疼爱这个女儿，为她取名桂洪，希望她像桂花一样大气而芳香宜人，然而，新生命的降临并没有给这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带来多少喜悦。恰恰相反，在小桂洪不满四岁时，疼她爱她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失去男人的家庭风雨飘摇，小桂洪七岁那年，母亲实在撑不下去了，看着饿得皮包骨的小桂洪，为了活命，万般无奈的母亲被迫把女儿卖给一个20多岁的男人做童养媳。命运对小桂洪是眷顾的，一个偶然的机缘，小桂洪看到红军为劳苦大众分田地、谋幸福，革命的种子就此在桂洪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她毅然报名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从穷苦的生活中走出来的李桂洪，倍加珍惜革命的机会。在江西，她曾经获得“扩红模范”的称号，在长征途中，她乐善好学，为长征宣传动员吃苦出力，把自己的粮食分给战友，她偷偷采野菜充饥，再苦再累的活也默默揽下，她是随中央红军一同长征的32名女红军之一。

1935年2月10日，党中央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决定选拨红军党员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李桂洪和丈夫戴元怀（戴元怀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组织部部长）被党中央留在了扎西，成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一员。在与主力红军告别时，李桂洪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她知道，这一别，主力部队走了之后，自己未来的战斗环境将更加残酷，更加凶险，自己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更为艰巨……丈夫戴元怀看出李桂洪的焦虑，就鼓励她：“党叫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而且要更加出色的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听了丈夫的鼓励，李桂洪信心倍增，她决定不负党中央重托。为了坚决执行留在川南游击战场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命令，李桂洪决定，同自己挚爱的丈夫一道，共同面对险恶战争环境的考验。

为了牵制强敌，策应红军主力作战，纵队从成立起，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有时候一天要打几仗，战斗非常激烈。1935年3月24日，纵队到达兴文县大石盘的观音岭一带休整，准备攻打建武城。不料，消息走漏，25日，川军黄锦、章团、吴营及江安等四县人马连夜赶到了大石盘山下，将纵队团团包围，而纵队并未知觉。26日，战斗打响，纵队发起突围总攻，但反复冲杀几次，难以突围。江安保安大队在观音岭要隘以密集的火力向下俯射，封锁了纵队转移到威信境内的道路。纵队腹背受敌，处境十分危急。组织部长戴元怀在危急关头，亲自率领通讯班10多名战士，冲到阵地前面，以短枪吸引敌人火力与敌浴血奋战，奋力厮杀，掩护纵队主力突围。大部队很快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戴元怀还在后面狠狠阻击敌人，这时，李桂洪亲眼看见她的丈夫身中数枪，倒在了血泊之中，悲痛万分，拼命要冲上前去救他，被几位战士死死拽住。戴元怀及通讯班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了，毒若蛇蝎的李品三丧心病狂，残忍地将戴元怀等牺牲的红军战士头颅砍下来，带回石碑、建武等街场悬挂示众，借以恐吓群众和邀功请赏。自己亲密的伴侣和战友们倒下了，李桂洪悲痛万分，只有化悲痛为力量誓死要把革命的红旗插到底，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丈夫牺牲了，李桂洪心如刀绞，但她始终记得丈夫曾对她说过的那句话：“党叫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她将悲伤深藏心底，继续战斗。在扎西地区，她一边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一边宣讲革命思想，能文能武，被扎西百姓亲切的称为“女司令员”。后来在特委书记徐策的撮合下，李桂洪与余泽鸿结为革命夫妻。

即将分娩的李桂洪到余泽鸿的老家长宁县隐蔽休养，桂洪在苕窖里隐蔽生下孩子，她有两个选择，要么好好留在余泽鸿的老家坐月子，把孩子养大；要么忍痛抛下孩子去追部队，她有一万条理由选择留下来坐月子，但是桂洪选择了追赶部队，她生下孩子才四天，就忍痛将孩子送走，托人代养，桂洪永远忘不了把孩子交给乡亲那一幕，她把婴儿抱在怀里，泪水像断线的珠子哗哗滚落在孩子脸上，她一遍一遍地亲吻孩子小小的脸蛋儿，吻了一遍又一遍；孩子的啼哭一声一声刺进桂洪的耳膜，刺进她的心脏，如一把锋利的匕首扎在自己心上，扎了一刀又一刀……陪同她的女红军阚思颖含泪拉着桂洪连夜寻找部队。这一别，李桂洪有生之年就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亲骨肉。等她追上部队，迎接她的又是一个惊天噩耗，丈夫余泽鸿已经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不到一年，先后失去两位挚爱之人，还有其他牺牲的战友和她那个不知生死的孩子，面对这剔骨剜肉的痛，面对命运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磨，李桂洪内心的伤痛可想而知。但残酷的斗争使纵队只剩下二三十人，党中央选拔的纵队领导人大部分已经牺牲，敌人还在不断“搜剿”纵队剩余人员，伤病人员无法安置，供给没有保障，这些都不容李桂洪过度悲伤，她依旧和战士们一起与敌军周旋，依旧认真做好群众工作，依旧联合边区武装部队继续战斗。

1936年12月26日，纵队由大雪山转移到野腊溪，突然遭到滇军的袭击，李桂洪不幸被捕。在狱中，李桂洪受尽酷刑拷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她始终坚持革命气节，没有吐露纵队的支言片语，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子，对党和革命坚定的信仰如同钢铁般坚不可摧。随后，她被敌人送至重庆反省院，被押往重庆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努力营救下，1937年9月的一天，李桂洪终于被营救出狱。出狱以后，她又带着浑身的伤痛只身一人辗转找到了上级组织，汇报了川南游击纵队的详细情况。周恩来同志听完汇报感慨地说道：你们虽然没有走到延安，可你们走的比我们更艰辛呐。听了周副主席的话，这位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的坚强女战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流满面，久久不能言语。

李桂洪只是千千万万红军的一个缩影，顽强而勇敢，坚韧而刚毅，所幸的是，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光辉的丰碑上，找到了李桂洪的名字。而我们知道，还有无数不知名的红军战士，党的无数英雄儿女，连姓名都来不及留下，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