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赵长军 李诚贤 孙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7月2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来到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参观“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等展陈，了解三星堆遗址发掘历程和古蜀文明成果。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如何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如何认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意义？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记者：三星堆遗址代表了数千年前的古蜀文明面貌和发展水平，是同时期长江流域文化内涵最丰富、面积最大的都城遗址。为什么说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王巍：三星堆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是中国百年考古史中的重大发现之一，三星堆新一轮的考古发现是10年来的重大发现之一，其重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学术层面。这些重大发现、出土的众多文物，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古蜀文化及内涵的了解，让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星空中璀璨的一颗星。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除展出1986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1、2号祭祀坑文物外，还集中展示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出土的精品文物。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现的6个祭祀坑埋入坑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殷商晚期，即距今3200—3000年前。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古蜀地区和中原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青铜罍、青铜尊等是典型的商王朝器物。
三星堆实证了早期中华文明就体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比如龙的信仰，在距今6000年前，中原地区就有了龙的信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一座距今6400年的墓葬，墓主人左右两侧分别放置了蚌壳堆塑的“龙”与“虎”图像。距今5500年前左右，辽西地区和长江下游也有龙形象的玉器。而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龙形文物，这些龙形文物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附着在其他器物上的龙形饰，如神树、神坛、顶尊等；另一类是独立的龙形器，如青铜猪鼻龙形器等。这些考古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记者：三星堆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考古遗址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就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如何认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意义？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古代文献中关于炎黄时代的记述有不少带有神话色彩，并不能作为信史。直到上世纪末，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有一些人对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代只能从符合“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城市）并为甲骨文所证明的商朝后期开始算起。要想消除社会上和学术界存在的疑问，实证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新资料来研究和证实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
经过参加工程的20多个学科的400多位学者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证明距今5300年到4000年期间，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很大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加剧，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相继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
第二，研究结果表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是一个过程，是适宜的自然环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领域的进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研究结果表明，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早在距今七八千年时就发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农业技术由此得以在各地传播，为各地文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原地区汇聚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深刻的思想基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第四，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但并不是封闭的。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流。
第五，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我们以国家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突破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三要素”的桎梏。我们提出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包括：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理论作出了中国贡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使国人和全世界炎黄子孙得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的历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的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您作为考古学者，如何理解这五个突出特性？
王巍：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入阐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对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玛雅文明、印加文明，虽然都盛极一时，但这些古老文明最终都没能摆脱湮灭的命运。唯有中华文明不断延绵，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直至今日仍然欣欣向荣。
反映中华文明连续性最突出的文化符号非汉字莫属。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体系，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显然经历了漫长的文字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程。从甲骨文到西周金文，再到秦篆、汉隶、魏碑、楷书、行书、草书等，虽然书体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一直延绵至今，不曾中断。表现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不只是汉字，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许多理念、习俗、制度之中无不蕴含着这种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保持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秉持着深沉的文化基因，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始终坚持自身的文化传统不迷失，不动摇，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沿着自身的历史轨迹不断发展。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民族是聪明勤奋、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民族。创新性始终是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
早在距今一万五六千年前，由于植物性食物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比例的增加，需要盛放、煮炊，于是中华先民发明了陶器。中国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制作陶器的地区。距今接近85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迄今年代最早的家猪和酿酒的证据。中华先民的创新精神在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多有表现。此外，在制度文明层面，中华先民们也不断创新。例如，科举制不仅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影响至为广泛，在近代西方文官制度建立之前，是世界公认的先进选才制度，也是中国古代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制度之一。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早期中华文明就体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纵观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统一性始终是主旋律，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
中华早期文明从各区域文明独自起源，发展为中原王朝引领的局面。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通过实施一系列统一政策，如统一文字、度量衡，在全国建驰道，特别是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中央王朝的政令可以得到彻底贯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此后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多民族政权并存，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乱纷争，文化传统仍然保持延续，统一仍是历史的主旋律。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统一始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始终强大，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内生动力，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发展的重要基因。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始终秉持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中发展。
例如，距今4300—4100年，中原地区从西亚地区经中亚地区和中国的西北地区吸收了小麦的栽培技术，从南方地区吸收了水稻，并发明了大豆的栽培，加之北方地区传统的粟黍栽培，中原地区形成了五谷齐备的状态。西汉张骞通西域，极大地促进了汉王朝对中亚西亚地区文化的交流互鉴，丰富了汉文化的面貌。唐代更是将包容性发挥到极致。在唐朝，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到长安。唐代，从西亚等地区引进种植的水果、蔬菜、香料等更是数不胜数。由此可见，包容性确实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纵观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虽然也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从未依仗强大的武力大肆进行领土扩张。“以和为贵”的理念始终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文化基因存在，所以即便在非常强大的汉王朝和唐王朝等时期，中华民族也并未通过军事扩张手段来扩充自己的领土和势力范围，而是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丝绸之路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动写照，处于当时领先地位的汉朝，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打通了交通贸易的通道，推进了东西方的互利合作。明代郑和下西洋，也是出于开通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国家的友好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这五个突出特性之间是密切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互为因果的。比如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连续性，5000多年绵延不断，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创新性使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涌现无数创新成果，同时并不满足于对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模仿，而是在积极吸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正是由于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从5000多年前满天星斗式的各区域文明起源形成发展，成为不断巩固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使我们在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绝大部分时段内，保持着开放的姿态，积极吸收其他先进文明的先进因素，从而使中华文明的内涵不断丰富，始终保持活力。中华文明具有的和平性使我们一直秉持与周邻国家友好相处的睦邻政策，世界大同的理想一直是中华先民的最高理想。这些共同促成中华文明绵延不断、日益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