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徐菱骏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构建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提出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借助信息化手段，推动把基层小微权力运行流程和数据由线下搬到线上，在实现基层公权力公开公示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在此基础上，如何用好数据，以数据赋能监督是关键。为此，多地纪检监察机关做出了积极探索。
基层补贴种类多、资金量大、发放环节复杂，核查难度高，一直以来是“微腐败”易发高发区。推动解决这类问题，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纪委监委建立“智慧纪检大数据监督平台”，自动采集36家县直单位相关数据，进行比对预警，近两年推动追回违规发放的各类补贴193.7万元。
“信息公开公示和群众举报是平台的基本功能，解决的是数据‘上网’和群众监督的问题。大数据预警进一步实现了监督精准化与监督前置。”望江县纪委监委干部高潮介绍。同时，监督工作也会推动预警模型迭代。比如，早期的低保领取监督模型会对所有领取人已死亡但仍享受补贴的情形进行预警，而实际核查发现，补贴领取人和享受人并不总是同一人，有的享受人申报的领取人是自己的亲属、邻居或村干部等人。针对类似情况，该县纪委监委补充数据、优化算法，进一步提高了问题线索预警精准度。
目前，安庆市以及下辖各县（市、区）纪委监委都已建立大数据监督平台，针对城乡低保、廉租房补贴、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等14个监督事项，搭建了83个问题预警模块，进一步丰富监督应用场景，扩大监督覆盖面。安庆市纪委监委信息技术室主任吴昌兵告诉记者，目前，市级平台已自动发出2.7万余条预警信息，从核查情况看，查实率达20.25%，问题线索发现效率较之前显著提高。
从省级层面推动相关平台建设，浙江等地积极实践。2021年，浙江省纪委监委开展数字化改革，开发贯通省市县乡村五级的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平台，打通各层级、部门数据梗阻，破解村级工程、资产资源等方面基层监督难题，推动监督下沉落地。
绍兴市上虞区是该省基层监督数字化改革16个试点单位之一。上虞区纪委监委先行先试，构建劳务用工大数据监督模型，通过设定村干部家属用工次数占比等参数，有效预警发现优亲厚友、虚增冒领等行为。在上虞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看来，大数据赋能，变结果监督为过程监督、传统监督为智慧监督、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推动监督提质增效，最终实现的是“治未病”的效果。
为持续完善平台建设，浙江省纪委监委鼓励基层探索，开发特色应用场景。比如，温州市纪委监委运用监督模型，发现某项目建设破坏文物背后干部失职失责情况。由此，查处某街道办事处主任徐某某从项目中收取好处费70余万元等违纪违法问题。诸暨市纪委监委针对农村私人建房背后公职人员违规审批等问题开发的模型，上线4个月，就有8条预警信息转为问题线索。海盐经济开发区纪工委打造“云哨”监督应用，对工程建设、招商引资、土地收购开展全过程监督。当地某项目初始预算为1.53亿元，第三方核算为1.48亿元，核减了508万元，从而触发平台预警。经开区纪工委跟进核实，推动有关单位加强项目概预算编制工作，优化工程投资。
“泉州多数镇村人口多、经济活跃，传统观念重，涉及利益关系多。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的信访件中，一半左右涉及村干部。”福建省泉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蔡翔介绍。做强基层监督，推动把基层的问题解决在基层，泉州市纪委监委探索“政务微信群+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小程序”模式，借力大数据，整合基层监督资源力量，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健全基层监督网络。以政务群为基础，链接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小程序，进一步完善闭环，推进监督智能化。各村党务、村务、财务信息可通过小程序公开公示，群众不用登录注册，随时随地，点开就能看得清楚明白，有任何意见，既可在群内直接发言，也可通过小程序表达，各级干部依职权跟进解决有关诉求，并在群内公开反馈结果。此外，借助政务群和小程序后台数据分析功能，纪检监察机关还可对突出问题进行研判，开展专项整治。“自小程序上线至今年5月，全市反映村干部的信访件同比下降49.2%。”蔡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