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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非裔男子泰尔·尼科尔斯被当地警察暴力殴打致死。图为当地时间2023年1月29日，孟菲斯市政厅外开始聚集抗议者，为尼科尔斯伸张正义。（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近期，美国接连发生伤亡惨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今年1月，美国共发生5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致87人死亡，创下该机构2014年开始统计此类数据以来的同期最高纪录。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政治极化、利益集团作祟等因素，导致控枪分歧难以弥合。同样在年初，历经4天15轮投票后，凯文·麦卡锡终于当选新一届众议院议长，此次选举也成为美国自南北战争以来上百年时间里最漫长的议长选举。
政治极化是当代美国政治发展的显著特征，也是民主乱象的关键症结。狭义上看，政治极化专指美国政党政治的两极分化，集中表现为党争白热化、阵营化；广义上看，则涉及群体极化、文化极化、经济极化等，体现为社会群体裂痕扩大、贫富阶层分化加剧、政治观念对立冲突等。政治极化如何导致乱象发生？这反映了“美式民主”哪些深层次困境？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柱、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孙兴杰。
美国历史上存在极化的深层根源，经济不平等、种族问题激化等加速了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
记者：从近期枪支暴力事件频发、众议长选举之困、警察暴力执法等事件看，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如何？有什么突出表现？
孙兴杰：从社会层面看，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愈发显著。这并非偶然，美国历史上存在极化的深层根源，而日益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和经济不平等，加速了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
首先，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不断加剧，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阶层固化日趋严重，高收入与低收入两大阶层的裂痕愈发明显，富人与穷人间的对立愈发严重。这催化了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滋生蔓延。
第二，阶级矛盾激化，“温和派”越来越少，且清晰表现在政治地域分布上。由于产业地理分布及其造成的整个就业结构的变化，共和党支持者愈发集中在红色州，民主党支持者则聚集在蓝色州，由此带来更加严重的“站队”，双方的“缓冲区”界限越来越窄。
第三，种族问题严重，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种族主义由来已久。最近，美国再现警察暴力执法事件，而2020年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跪压颈部后死亡，引发“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非我族类”的对立与博弈持续撕裂美国社会。
第四，美国的国家认同面临挑战。比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美国近年来对待移民的态度凸显矛盾之处，引发不同身份群体的对立，加剧社会民众极化。
刘国柱：美国总在国际上高呼民主、自由、人权，甚至以此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但自身“民主”形象却呈现倾倒之势。
民主本该是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占上风，但美国政治正变成“少数人的统治”。以总统选举为例，美国总统大选采取的是间接选举的选举人团制度，即第一轮选民投票选举出各州的选举人团，第二轮由选举人团投票选举总统。美国绝大多数州的选举制度是“赢者通吃”，即获胜者得全票的计票方法，理论上一个候选人赢得了一个州50%+1的选民票，即可获得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这会造成选举中出现“少数票总统”，即赢得选举人票但输了选民票。在近几届选举中，“少数票总统”越来越频繁出现，本身就与对多数人民主原则相违背，也使得赢的一方缺乏选民基础，而输的一方心存不满，加剧政党恶斗。此外，美国大州与小州、两党势力相当的州与势力悬殊的州，在美国选举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两党势力相当的州即所谓的摇摆州，无论是在总统选举还是国会议员选举中，往往备受两党重视。
美国三大权力机构与主流民意日益脱节。“少数票总统”本身就不是主流民意的体现；在美国立法机构中，少数立法者可以阻止枪支管制、气候变化行动和竞选资金的透明度以及其他反映主流民意的法律；最高法院往往保守派占多数，他们最近在堕胎、枪支管制和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上与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政治极化既是美国党派政治尤其是选举政治的反映，也是美国分裂政治文化的产物
记者：政治极化现象的产生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刘国柱：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既是美国党派政治尤其是选举政治的反映，也是美国分裂的政治文化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治精英和媒体推波助澜。此外，美国政治人物、公众对涉及国家重大问题认知的差异，导致美国政界在众多问题上出现不同的政见和政策，党派政治走向对立和对抗。
党派政治是导致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因素，与党派政治相关联的是选举政治。选举行动推动美国党派政治逐步走向极化，而政治极化又推动选举竞选变得更加激烈，几乎从选举结果公布的那一刻起，下一个周期的权力争夺就开始了，形成了恶性循环，推动美国党派政治进一步极化。这使得美国国内信任赤字不断扩大，不仅对对方候选人充斥着偏见，对其胜利同样持怀疑态度。由于一些美国选民难以接受对本方不利的选举结果，再加上一些政客的蛊惑，近年来美国政治暴力威胁也在不断加剧。
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化政治文化传统，是美国政治极化的文化基础。自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美国社会就形成了二元化的政治文化传统：独立战争时期，当时的政坛主要有亲英分子组成的“效忠派”，以及反英人士组成的“独立派”；独立后，围绕批准宪法的斗争，美国政坛分裂为支持联邦宪法的“联邦党人”，和反对联邦宪法、主张维护个人权利和州权、要求对宪法草案进行修改的“反联邦党人”；在美国，还长期存在着本土美国人与外来移民、东部与西部、南部与北部、大州与小州、黑人与白人、天主教与新教、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等一系列二元化政治对立。
美国媒体同样呈现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二元化特征，往往会营造对与之价值观念相同的政治人物有利的氛围，对价值观念相悖的政治人物采取嘲弄、攻击甚至抹黑的态度。精英人物也会参与塑造美国政治极化舆论的活动，而美国社会对涉及国家重大问题的认知变化也与政党认同密切相关。
民主政治变为选票政治，选票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利益集团政治
记者：美国新一届国会开幕正值国会山骚乱两周年。近期，美国党派矛盾日益激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刘国柱：最近美国政坛纷争不断，一系列现象并非偶然发生，而是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无法避免的现象。
以众议院议长选举出现“难产”为例，这说明美国政治极化不仅仅体现在两党间的水火不容，也同样存在于两党内部。在此次众议院议长选举中，一方面体现鲜明的党派色彩，凯文·麦卡锡自始至终没有得到一票来自民主党人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共和党在众议院只是微弱多数，民粹派势力成为关键少数，这就构成了“少数人暴政”的基础，迫使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利益作出重大让步，才最终妥协完成选举。这场选举让外界看到，在众议院的美国两党议员眼里，党派利益、地区利益高于一切。
孙兴杰：继1923年的议长选举经过了九轮投票才选出众议院议长之后，此次选举成为美国100年来最漫长的议长选举。在势均力敌、互不相让的政治博弈之中，看似偶然的“黑天鹅”事件几乎是必然的结果。短短两年，国会山两次表现不同的“乱”，是美国政治周期性的轮回。
美国极化政治流行，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界限分明。民主政治变为选票政治，选票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利益集团政治，为了拿到选票，选区划分、选民意识操控都到了非常精细的地步。选举人团制度之下的“赢家通吃”，大选的结果几乎是由10多万张选票来决定，相比于一亿多选票来说，这显然代表不了主流民意。
否决政治成了通行规则，共识更加难以达成。选票政治所扮演的是极限竞争之下的裂变和冲突，而不是政治的整合，阶级、种族、性别、移民等所有身份标签都被选举政治动员起来，形成了更加激烈和紧张的对峙，由此导致“为反对而反对”的极化政治、否决政治。
记者：从控枪到堕胎权，美国两党在几乎所有国内议题上针锋相对。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加剧，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冲击？是否对国际社会也产生影响？
刘国柱：愈演愈烈的极化政治对美国的经济、立法司法、政策制定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政治极化导致的美国民主不断弱化，首先冲击的就是美国经济。财富与权力勾结，裙带资本主义近年来在美国政坛屡见不鲜。企业发展需要完善的民主体制，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制定游戏规则以保持市场真正自由和公平的有能力、负责任的政府支持，自由市场就无法生存。
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很难为未来进行规划和投资，美国政坛的动荡不安也影响其国内投资环境。随着海外公司和国家开始担心美国法律和制度的稳定性，他们在投资美国时会三思而后行，互惠互利的国际伙伴关系将更难谈判。
政治极化也对美国的政策制定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两党之间差异分歧拉大，两党内部同质化加强，在重要议题上以党派划线投票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导致美国国内政治议程难以推进。而国内政治的极化也必然会反映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可靠性和连续性。比如，政治极化影响美国政府利用外交手段与其他国家建立有约束力条约的能力。根据宪法，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签署的条约要在参议院获得2/3的多数批准。由于一个政党在参议院获得2/3以上的席位较为罕见，条约获批就需要一些反对党议员的同意。美国政党政治的两极分化趋势不仅大大增加了条约批准的时间，条约获得参议院批准的难度也在上升。
在此情况下，美国的一些政客故意向外转移矛盾，通过制造“外部威胁”“假想敌”，在两党之间实现所谓“共识合作”，在国际上挑起对抗。这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需要格外警惕。
美国政治制度固有弊端是乱象背后的根源，美式民主不是人类政治秩序的“标准答案”
记者：不断极化的党争和政治撕裂已经使美国制度陷入“死循环”，这反映了“美式民主”哪些深层次困境？
刘国柱：近两年发生在美国的政治乱象，是美国政治制度弊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集中体现，是美国政治固有弊端决定的。忽视这些固有弊端，就难以理解今天的美国社会现象。从根本上来看，被美国政客自诩的所谓“山巅之城”“世界自由与民主灯塔”的美国政治制度，其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而这正是造成今天美国政治乱象的根源。
美国开国元勋制定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1787年宪法，出发点是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于单一部门造成滥权甚至独裁。但三大权力部门之间的分权制衡发展到现在，已不仅仅是相互监督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政党恶斗的工具，尤其是在行政部门与立法机构分别由不同政党执掌的情况下，两大部门之间的恶斗更是造成了美国政治的混乱。
上述现象是由美国现有的宪政体制所决定的，而美国的开国元勋又为修改宪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除非在美国社会形成高度共识，否则修改宪法只能停留在社会讨论的阶段。在美国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这样的高度共识是难以想象的。
孙兴杰：美国建国后，民主并非其优先的政治追求，自由、个体权利，特别是富人的权利才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种种乱象显示，美国政治制度出现了严重的衰败，改革和修复自己的制度才是美国的当务之急。
早先系统性论述美国民主的是法国人托克维尔，而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民主，是农业时代小共同体社会结构之下的产物。如今，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多重冲击下，这一套美国民主的设计所依赖的社会、经济、族群结构和基础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一战之后实现普选，民主政治演变为选票政治，选举变成了民主唯一的标准、民主政治唯一的“正义”。在2020年的大选中，美国的选举制度经历了一次全方位的极限施压，最终的结果就是选举结果是在国民警卫队的子弹见证之下确认的。子弹与选票横飞，这恰是美国民主异化的极端象征。
当下是一个世界多极化时代，人类万年来政治历史积累的经验皆有其合理性，每个国家都需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和时代潮流的治理方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国的当务之急是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处的前提下，共同商讨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之下的国家治理之道，衰败中的美式民主不是人类政治秩序的“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