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特约请专家，对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予以解读，阐释其古典涵义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彰显恒久价值。这是第一篇。
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典出于《礼记·礼运篇》，其原文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是奠定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之一，《礼记》为儒家经典“三礼”之一。《礼运》为《礼记》的第九篇，全文总体上论述“礼”的起源及其效用，同时以“大同”“小康”为主体架构，在其历史变化的叙事中，呈现了中华文明关于理想社会的早期构想。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应该解释为：大道行于天下的时候，天下就为天下人所共有，权力成为天下人的公器，德行卓著、才能优越的人，便会为人民推选为国家的管理者。孔子之后，“天下为公”的思想得到了历代儒家的继承。“天下为公”作为社会理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成为了历代政治改革以及近现代中国革命中屹立不倒的一杆大旗。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天下为公”这四个字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文明胸怀天下的博大气魄以及对于公平与正义的伟大诉求。这种博大气魄以及伟大诉求，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继承与发扬。
民为邦本
“民为邦本”典出于古文《尚书》中的《五子之歌》，其原文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被视为中国古代的第一本“政治教科书”，在思想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政治格局，为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指南。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应该解释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作为根本的人民得到稳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八个字，直接说明了国家的基础与目的，凸显了“人民”在政治中的关键地位。可以说，经由《尚书》“民为邦本”观念发展而来的“民本”思想，贯通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成为历朝历代的一条“铁律”——必须“亲民”“爱民”，将百姓的安乐作为执政的保障。
这条“铁律”，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锻造，创造性地转化、生成了“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至上，既是对“民本”思想的继承，更是对其弘扬与超越。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永葆生机，就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为民服务，为民造福。
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典出于《论语·为政》，是孔子对于如何执政所做的具体解释，其原文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德”是中华文明的思想系统中一个极为独特且重要的概念。“德”的概念出现于孔子之前，周代便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说法，认为“德”是最重要的政治品质。所谓“为政以德”，应该解释为：依据道德治理国家，便会如同北极星处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众多的星辰井然有序地予以环绕、拱卫。孔子之后，“德治”便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法则。为政者必须培养自身的道德品质，才能以身作则，形成道德的感召力，令百姓信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在于人民，而人民是否拥护执政党，与领导干部的道德操守直接相关。2003年至2007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多读书，修政德》《做人与做官》等文中，将共产党人的官德概括为为民、务实和清廉，并提出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必须重视道德人格的养成。
革故鼎新
“革故鼎新”典出于《周易·杂卦》，其原文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鼎、革，都是卦名，均为六十四卦之一。革，即革除旧物，鼎，即建立新章。所谓“革故鼎新”，应该解释为：破除陈旧的、不适宜的，建立崭新的、合宜的。“变易”观念是整部《周易》的精华所在，在《周易》前后相继的六十四卦中，卦象各有差异，但没有任何一卦是停止不变的，这象征着世间万物所处的永恒变化的基本状态。因此，“革故鼎新”提醒我们必须把握规律，适应变化。中华民族向来是具备创新能力与求新意愿的，这种精神在《周易·系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表述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文明是富有活力、生机勃勃的文明，随着时代发展进步，这种开创精神更加熠熠生辉。新征程上，各种具有创造性的力量得以更大释放，一定会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任人唯贤
“任人唯贤”典出于《尚书·咸有一德》，其原文为“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咸有一德》一文记录了伊尹对太甲所做劝诫。伊尹的大意为：天命无常，唯有修德、用贤，才能长保君位。选贤、用贤，是中国古代政治所推崇的一个基本原则。所谓“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应该理解为“任用官吏当选贤才，任用大臣当选忠良”。在上古时代，尧舜之间传贤而不传子，将公职开放于庶民大众，成为了以公代私、服务大众的伟大典范。至于先秦时代，诸子百家都相应地提出了以品德、才能作为选官标准的各种理论，如儒家所提出的“选贤举能”，如墨家所提出的“尚贤”，法家所提出的“公举”，此后历代所发展建立的察举制、科举制，都是这一思想传统的具体产物。现在，“任人唯贤”已经写入党章。
2018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用人以公，方得贤才。公正用人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组织路线上的体现，应该成为我们选人用人的根本要求。”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此见“任人唯贤”是中国共产党选拔、培养、使用和管理干部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和执行的组织纪律。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典出于《正蒙·乾称篇》，其原文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篇》为北宋大儒张载所作，主要是为了说明儒家的世界观以及相关的修身要求，而其理论源头又在于《周易》。在《周易》中，天之于人，通过阴阳五行予以生成、造化，因此天人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性思维贯穿了先秦文化经典以及此后中华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张载所说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正是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凝练表达。在这种理想的图景中，人保持着对于天地宇宙的敬畏与热爱，由此使得自身的道德人格得以挺立，从而与自然共处于和谐、从容的共生状态，最终进入超越自身、融洽万物的圣贤境界。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追求永续发展之路。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全球气候环境挑战，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当对自然心存敬畏，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维护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汲取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典出于《周易·乾卦·象传》，其原文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呈现了中国人所理解的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宇宙之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解释为：天道刚强劲健，与此相应，君子处事为人，应该效仿天道，力求进步，一息尚存，奋斗不止。与世界上的各大文明系统相比，中华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长久地保持着乐观、奋进的处世精神。历史上，在任何困苦的局面下，中国人都未曾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以至于祈求无法预测的彼岸世界。比如面对自然险阻时的大禹治水、愚公移山，比如面对个人困境时的凿壁偷光、悬梁刺股，从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到毛泽东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都渗透着这种奋斗于此生、成就于此世的精神力量。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不会是一片平坦，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有决心，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走向胜利。
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典出于《周易·坤卦·象传》，其原文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用意在于体现天地阴阳相生而涵养万物。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应该解释为：大地本于坤道，君子应效法坤道，以宽广深厚的德性承载万物、与时偕行。自古以来，中国人即深刻认识到，“坤”所象征的大地，是一切生命得以孕育、成长、壮大的根本，也可以说是“厚德载物”的直接对照。而人之奋斗、生活，必须培养宽厚、包容的品格，在以我为主、积极进取的前提下，尊重不同、维持多元，怀抱谦卑柔和的态度，以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018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引用“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表述中华民族“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我们深知，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5000多年，就在于自信而又大度地坚持对外交往，汲取优秀外来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需要积极进取的精神，也需要宽大包容的胸襟，以德为本，推己及人，尊重、学习世界上一切不同文明的长处，力求和谐共处，共同进步。
讲信修睦
“讲信修睦”典出于《礼记·礼运篇》，其原文为“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礼运篇》在整体上论述了早期中国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讲信修睦”应该解释为：人与人之间讲求信义，建立和睦关系。先秦即有“仁义礼智信”之说，“信”为儒家所推崇的五个基本美德之一，主要对应于公共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所应保持的基本原则。如《论语》所记孔子之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当然，讲求信用成为社会普遍遵守的美德，邻里、彼此之间的和睦关系也应得到建立与维护。因此，“修睦”可以视为“讲信”的推进与扩充。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古人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就是说诚信是结交天下的根本。”用古语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传达中国方案。诚信、友爱，是文明社会的题中之义。每个人都应该把信誉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同时关爱他人，关心社会。
亲仁善邻
“亲仁善邻”典出于《左传·隐公六年》，其原文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左传》为先秦时期史官左丘明关于《春秋》所做的具体传注，起自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以记事为主，兼载议论，作为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对后世影响深远。鲁隐公六年，郑庄公攻打陈国，大获全胜。在此之前，郑庄公曾派使与陈国讲和，陈桓公予以拒绝。大臣五父劝谏陈桓公：“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其意为：坚持亲爱仁义之道，与邻国友好相处，这是保卫国家的法宝。古代中国始终坚持追求稳定与和平，不以侵犯他人、掠夺他人为荣。如《管子》亦有此说：“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
在中华文明的血脉中，流淌着民族独有的内敛与厚重，坚信自食其力、与人为善乃是长治久安之策。明成祖时期，郑和率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未曾侵略一国、劫夺寸土，与一百年后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美洲犯下的暴行形成了鲜明对比。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是崇高的事业，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 何青翰 王学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