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如何影响粮食能源安全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卓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李大伟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管筱璞
为使用液化天然气以替代俄罗斯管道运输天然气，德国政府今年将租用4艘特种船作为液化天然气储存及再气化装置。图为当地时间11月23日，首艘液化天然气特种船“海王星”号抵达德国吕根岛。（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近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粮食、能源安全是全球发展领域最紧迫的挑战。当前危机根源不是生产和需求问题，而是供应链出了问题，国际合作受到干扰。解决之道在于加强市场监管合作，构建大宗商品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开放、稳定、可持续的大宗商品市场，共同畅通供应链，稳定市场价格。
粮食、能源安全方面的挑战为何“最紧迫”？为何说当前危机根源是供应链出了问题，国际合作受到干扰？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卓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大伟。
粮食安全是维持广大人民基本生存的前提，能源安全是维持现代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两者若受到威胁将严重影响全球发展前景
记者：粮食、能源安全方面的挑战为何是“最紧迫的”？
李大伟：粮食安全是维持广大人民基本生存的前提，能源安全是维持现代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两者若受到威胁将严重影响全球发展前景。当前，受乌克兰危机、极端气候等影响，粮食、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十分突出。
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失衡加剧。2020年，美洲和欧洲人均粮食产量远高于世界平均产量。同期，大量亚非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粮食短缺。新冠疫情以来粮价波动剧烈。一旦出现个别国家粮食减产、气候异常乃至主要农产品产地地缘冲突等突发事件，都会导致金融市场投资者提升未来粮价上涨预期，引发大量金融资本流入相关市场，价格震荡幅度远大于供求基本面。乌克兰危机及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严重影响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粮食出口。同时，受危机影响，黑海港口一度无法进行粮食运输，虽然签署协议后有所缓解，但仍有待观察。由于极端天气频发，加之受“逆全球化”风潮影响，不少国家纷纷限制出口，粮食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印度、哈萨克斯坦等20多个国家实施了限制粮食等农产品出口的相关措施。
全球能源供需形势和粮食有相似性，主要存在结构性失衡。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地缘事件也严重影响短期能源供求关系，导致今年以来以原油和天然气为主导的能源类商品价格大幅波动。
卓贤：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全球化加速，各国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贸易体系，即发达国家提供创新技术研发，传统能源国家提供基础能源和原材料，新兴经济体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这一体系稳定高效运行，与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冲突减少，各国以信任、信用和信誉维系的分工合作网络密不可分。这一轮能源危机，实际上就是该体系受到冲击的结果。
目前，传统能源在全球能源消费中虽占有绝对地位，但为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新能源成大势所趋。因此全球对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投资金额逐步下降，勘探速度逐步放缓。传统能源新产能的投产需要很长时间，导致传统能源面对冲击时供给弹性较小，易引发供需失衡的能源危机。
记者：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能源安全风险为何“更为突出”？
李大伟：发展中国家整体粮食、能源自给率较低。以非洲为例，有35个国家是粮食净进口国，非洲一半以上国家是能源净进口国。刚果（金）、利比亚、黎巴嫩、突尼斯和也门等非洲和中东国家超过二分之一的小麦消费来自进口。发展中国家抵御外部风险能力较弱。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较高，处于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且艾地盟、邦吉、壳牌等欧美大型跨国公司在粮食、能源产业链中处于支配地位，对全球粮食和能源的控制力远强于发展中国家。
卓贤：从总量看，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2022年11月15日世界人口达到80亿。据预测，全球人口将在2050年接近100亿，增长的人口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过去10年，粮食亩均产出的增长速度逐步减缓，未来几十年，人口增速如超过粮食生产增速，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重大挑战。从购买力看，粮食、能源作为大宗商品，其价格波动不仅是基本供需面的波动，也取决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期货、期权投资的波动。一旦价格上涨，发展中国家只能被迫接受，由于其人均购买力比发达国家低，资源的流向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加之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一旦出现大幅波动，其实际购买力又会大幅下降。
我们解决了约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吃饭问题，对全球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在能源安全方面主要贡献是助力全球绿色能源转型
记者：中国对世界粮食、能源安全作出了哪些重要贡献？
李大伟：中国用9%的世界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是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的重大贡献。从总量看，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2020年，全球三大主粮产量为26.8亿吨，中国产量占比达20%以上，稳居世界第一。从增量看，2020年全球三大主粮产量比2000年增长9.04亿吨，其中，中国、印度和美国分别增长2.13亿吨、1.00亿吨和0.99亿吨，中国产量增长占全球同期增产的23.6%，为提升世界粮食产量水平作出重要贡献。
在能源安全方面，中国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助力全球绿色能源转型。中国加速推进低碳发展，不断降低单位产出化石能源消耗。2020年，我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下降40%-45%的目标，2021年又同比下降3.8%。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等清洁能源设备制造国，中国为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提供了大量清洁能源设备。中国在光伏、风电和水电等重点领域推动国际合作，大大降低了全球清洁能源成本，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创造了必要基础。
卓贤：我们解决了约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吃饭问题，本身就是对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贡献。中国历来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当前以杂交水稻为代表，我们大力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构筑粮食安全防线。
近年来，我国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成效初显。2021年，我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我国是传统能源的贸易逆差国，正在成为新能源设备的贸易顺差国，依靠技术提升、规模效应等赢得全球市场青睐，激励了更多国家加大对新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为全球能源和绿色产业发展开辟了新赛道。
当今世界之所以出现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关键在于将富余国的粮食、能源向短缺国转移时存在严重障碍
记者：什么是供应链，全球供应链如何形成？为什么说供应链出了问题是导致粮食、能源危机的根源？
李大伟：供应链指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涉及的原材料供给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最终消费者等成员通过与上游、下游成员的连接组成的网络。随着跨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迅速发展，内涵逐渐扩展，常常指在关键行业由各国组成的、由初级产品生产到中间产品加工一直到最终消费的整条跨国供应网络。全球供应链的形成，主要是不同国家在供应链不同环节的比较优势不同，导致各国在供应链上进行合理分工，从而提升了整条供应链的效率。
当今世界之所以出现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关键在于将富余国的粮食、能源向短缺国转移时存在严重障碍。这些障碍显然属于供应链问题，包括运输通道因地缘政治博弈等被封堵、粮食能源富余国实施限制粮食能源出口政策、短缺国缺乏换取粮食能源的产品等。
卓贤：全球供应链形成，其实就是分工从区域扩大到全国、进而扩大到全世界的过程，主要依托以下因素：一是技术进步，如交通、运输、通信、自动化等，使得生产环节分割、优化更加便利且深入。二是制度因素，如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WTO等国际组织协调全球分工等。三是产业基础因素，如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中间品配套能力等。
对于粮食、能源危机，应该注意到，两类商品供需基本面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变化的是供应链。从供给侧看，受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加之大国博弈下的技术管制、关税增加，无形使得生产趋弱；从流通端看，疫情对海运、空运影响较大，地缘政治冲突则刺激流通成本激增；从需求侧看，不少欠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有所下滑，加之全球货币政策的不协调导致其汇率波动，进一步降低其购买力。这一系列冲击造成供应链的堵点、断点和短板，是导致粮食、能源危机的根源。
“走出去”战略不只是去国外投资建厂，还要通过投资或建立股权关系、联盟关系、研发合作关系等布局全球供应链
记者：供应链通常可能面临什么风险？为确保供应链安全，我国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
李大伟：由于供应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只要一个环节出现中断，整条供应链就可能无法运作，这显然加大了供应链面临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个别国家限制关键元器件（如芯片）供应、重要运输通道因特殊原因无法使用、个别关键环节因突发因素停产等。
为维护供应链安全，针对“卡脖子”问题，我国坚持锻长板、补短板。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的先发优势，加快实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五年行动计划，提升重点领域全产业链竞争优势。聚焦国计民生、战略安全等关键领域，紧盯“卡脖子”薄弱环节，按照“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一体推进短板攻关、迭代应用和生态培育，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针对供应链面临的疫情等外部风险，坚决稳定工业生产，努力确保工业园区有序运转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持续抓好物流保通保畅。比如，我们组建了保障汽车企业稳定生产工作专班，搭建“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协调平台”，推动解决包括大众、宝马、特斯拉等众多外资品牌在内的汽车产业链企业物流运输和复工复产问题，有效帮助企业打通堵点卡点。
卓贤：供应链因追求效率而生，分工越细化，各个环节就会越专业化，同时面临的风险敞口也就越大。从纵向分工看，一条电子产业链可能分出2000多种零部件，只要有一种零部件因自然、人为政策等因素断供，且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整条产业链就会停摆，进而波及更大范围。乌克兰危机下，全球半导体工业就曾因乌克兰出产的氖气等断供陷入窘境。
近年来，面对接踵而至的外部冲击，各国都开始强调供应链安全，我国也做了不少努力。一是夯实制造业基础。发挥规模经济和产业集群优势，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增强关键零部件、中间产品国产化替代率，防止“卡脖子”。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吸引外资企业来华投产，鼓励我国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特斯拉进驻上海后，不仅提高了自身市场占有率，也带动上下游企业形成供应链。三是发挥数字经济优势。跨境电商使得我国产品直接面对全球80亿人口的广阔市场，工业互联网通过灵活性、定制化生产特点，赢得更多订单。四是物流领域固优势、强弱项、补短板。中欧班列持续、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物流企业与地方合作建设货运机场，补充货机运力，在全球范围努力打通“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记者：2020年以来，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先后遭遇新冠疫情肆虐、苏伊士运河货轮搁浅、芯片短缺、港口拥堵等事件，加速暴露了其供应链体系的脆弱性。为何发达国家也存在供应链安全问题？对我国有何启示？
卓贤：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形成了很多“无工厂”的制造企业。最典型的是苹果公司，它在美国设置的生产环节较少。这类以研发设计为优势的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实际是高杠杆运行，而这个“杠杆”就是供应商之间的信任、信心、信誉。没有外部冲击的时候，全球供应链的确是高效率运行。但一旦冲击袭来，由于分工高度细化，其供应链的一些重要节点就可能断裂、停摆。比如，疫情之下，包括口罩、呼吸机等医疗器械、战略储备都可能出问题。供应链的分工细化，导致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保证，任何一个产品的所有环节都能自主生产。
总体而言，我国拥有相当数量的企业主体、很多关键领域的技术能力以及工程能力等优势，供应链安全是有保障的。为了进一步强化供应链韧性，需要从纵向、横向两方面有所应对：从纵向分工看，要审视我们的供应链节点，评估哪些在当今的地缘政治、疫情后续影响、自然灾害等背景下，可能出现问题，提前做好压力测试；从横向分工看，要注重产地的多元化、分散化，特别是一些本土跨国公司应意识到，“走出去”战略不只是去国外投资建厂，还要通过投资或建立股权关系、联盟关系、研发合作关系等，掌握全球供应链的主导权和定价权。只有这样，我们的整个生产体系才会更稳健、更富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