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夕，我来到福州鸡角弄革命先烈就义处纪念地。鸡角弄旧称西门外旗角弄，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西洪路边。这里曾是民国时期的警察局、刑场，数十位共产主义战士长眠于此。
鸡角弄纪念碑上摆满了鲜花。我献上一束洁白的菊花，目光在那满是烈士名字的纪念碑上缓缓移动，最终停留在第一行第五个名字，那是我的外公——王于洁。
外公王于洁，原名王定清，号静圃。1901年，外公出生在仙游县一个贫苦农家。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他本会是乡下的一个教书先生，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然而一百多年前，山河破碎风飘絮，外公在莆仙党组织创始人陈国柱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外公参与组建莆田人民游击队，开展城市地下斗争，指导农村武装斗争；他还参与建立了闽中特委和闽中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跟你外公在一起，最艰苦的还是三年游击战那会儿。”外婆陷入回忆，“中央红军长征后，我们只能自己组织游击战。那时候被围在深山密林里，饿了只能啃野果、野菜、草根，渴了就喝溪水，睡觉也是裹着衣服，时刻都要拿着枪防备敌人。那会儿很多战士都觉得难以忍受，是你外公一直在鼓励大家，坚信革命会胜利，也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逐步开辟了莆田、仙游、永泰边区游击根据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莆田中心县委与上级党组织中断了联系。从此，外公既找不到上级党组织，也和兄弟地区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外婆在对外公的回忆史料中写道：“他对我说，‘我是个农民出身的干部，没有系统地学过理论，水平很低，现在肩上的担子这么重，万一出了差错，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呢？我一定要找到上级党组织！’他简直像个迷路的孩子，急盼找到自己的母亲。”
尽管如此，外公的革命意志并没消沉，革命信仰也没动摇。这对革命夫妻相依相偎，携手与共，坚持了闽中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
1936年11月下旬，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从香港派人和厦门市工委接头，并亟盼与南方各游击区取得联系。外公领导的闽中特委终于回到了上级党组织怀抱。
然而到了1937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外公被宪兵队逮捕。外公被捕后，在狱中受尽酷刑，但顽强不屈，面对高官厚禄诱惑不屑一顾，一直坚持斗争。他始终不肯暴露自己党内的职务、身份信息及其他党内秘密。
外公的同学蔡赋三曾到狱中劝他说：“你可以假自新争取出狱，然后还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嘛！”还说：“你母亲年纪老迈，妻子青春年少。纵然不顾自己，也得为他们着想。”
当时，外公没有答复蔡赋三。过了几天后，他写信给另一位好友陆兆鹏，请他转告蔡赋三。在信中，外公推心置腹地回答：“自新是可耻的，我过去骂别人的话，不能让人拿来骂我自己。人总有一死，活一百岁是死，活一岁也是死，我看死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你念同学之谊，请劝我母亲不要想我，就当没生我这个不孝之子。她老人家的生活，我想家兄会照顾好的。至于我妻子，我相信她会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
1937年6月23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外公和四位亲密战友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昂首挺胸走向位于福州鸡角弄的刑场，英勇就义。
外公外婆这对革命伉俪，从结婚到生离死别仅仅5年。更令人叹息的是，他们此前托付给老乡抚养的儿子，年仅8个月就不幸夭折了，很难想象在这样接连的打击下，外婆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外婆的神情也总是恍惚。她说：“为了革命什么都值得，流血牺牲在所难免，你外公也说‘一岁是死，百岁也是死，死并不可怕’。”然后顿一顿又说：“就是对不起我那年幼的孩子。”
外婆的骨子里是有一股韧劲的。忍受着丧子丧夫的悲伤，外婆咬牙继续投身革命事业，在党的地下斗争战线上继续出生入死。
我曾问过外婆那时是否害怕，她总是笑着回答：“怕，怎么不怕，但怕就能不做了吗？”外婆有时也忍不住感慨：“也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就靠着一双腿走下来。皮肤都晒得跟黑炭似的，只有两根斗笠绑带那儿是白的。”看似云淡风轻的话，却让我不忍回想当年的艰苦。
说起以前的事情，外婆总是这样淡然，她始终言传身教来引导教育着后代。2008年，外婆在福州因病逝世，享年101岁。
“要建纪念馆，要把你外公的事说给更多人听，要让更多人铭记那段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这是母亲一直念叨的事。2015年，在母亲和我的努力下，王于洁烈士纪念馆终于在仙游县榜头镇开馆了。为了纪念馆，母亲把她的退休金取出很大一部分：“我现在老了，也用不着这么多钱，而且我还有你们照顾，其他的就都捐了吧。”
我们家原本有外公外婆留下的许多老物件、老照片。“照片再多，放在家里也只是我们自己看，我希望在纪念馆，它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后想看，带着孩子来这边看就好。”母亲一咬牙便将它们全捐给了纪念馆。大量珍贵的照片、文献资料、烈士遗物还原了外公一生的战斗历程。
纪念馆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我也时常来这边走一走。漫步在纪念馆里，仔细观看各种图展和资料，浮现在眼前的是外公英勇斗争的场景。虽然远离了硝烟战火，但我们要让革命先烈的精神薪火相传。（王小敏 林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