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怒江州委抽调1006名干部组成15支“背包工作队”开展百日脱贫攻坚入户动员行动，作为其中一员，我被安排到福贡县子里甲乡子里甲村。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村群众的固有观念。虽然我们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面临的困难还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进村入户的第一天，在村民言路才家我们用了两个多小时反复介绍易地搬迁政策及其各种好处，但他始终面无表情地低着头。问他有什么想法，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不搬。”从言路才家出来，除了天边的点点星光，周围一片漆黑，看不到回村委会的路，一种无助的感觉突然从我心底冒出。
“群众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回应，这工作该怎么做？”我突然意识到，动员群众搬迁的第一步，是让他们开口谈想法和顾虑，这样我们才能有引导并说动他们的机会。
再次入户，我们不再单刀直入讲易地搬迁，而是先和群众拉家常，缓解他们的抵触心理。同时，我们也主动帮助生病的群众看病就医，为生活困难的群众联系民政救助，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是在为他们着想。
“村里有人说，如果我们搬迁了，土地和林地就会被收回，户口也会被迁走，到时候就再也回不来了。”多次入户之后，群众终于开口讲出了真实想法。易地搬迁意味着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寨，群众自然而然地担心会失去他们生活的最根本保障——土地和林地。
“你们不是有土地承包证和林权证吗？就像我们的房产证一样，是受法律保护的。”听到群众的顾虑，我们赶紧结合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村里的群众看重按手印，我们就在宣传易地搬迁的红头文件上签下名字、按下手印，给他们留作证据……群众的顾虑被一点点地打消了，但搬迁的意愿仍不明显。
我们总在强调县城的房子价值几十万、小区生活有多方便，而群众却一再表示在村里不愁吃不愁穿，没什么不好。面对再次出现的困境，我开始一遍遍反思，终于找到了其中的问题所在，我们着眼的是群众的长远发展，而群众担心的是最基本的生活问题。
在村里，群众在房前屋后就可以种菜养鸡，平时不用花太多钱生活也能过得下去。搬到城里后，处处需要用钱，而他们又缺乏务工技能，没有经济来源怎么办？在对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担心的情况下，群众当然不会去考虑几十万的房子。
“我们不应该单纯地强调易地搬迁政策的好处，而是要设身处地为群众考虑。”我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转变思路。
“搬迁后，政府会给每户都安排一个公益性岗位，现在享受的各种补贴不变，每月的收入足够一家人生活。”“不用担心没有务工技能，我们会定期组织培训。”调整思路之后，我们不再强调县城房屋的价值，而是和群众探讨他们最关心的生计问题，一起算经济账、生活账，分析搬迁与不搬迁的区别。
“易地搬迁政策很好，但我还是不去了，城里生活我们适应不了。”虽然群众逐渐认可了易地搬迁政策，但仍然没能下定决心搬迁。通过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发现很多群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村里和乡里的集市，而20公里外的县城他们却很少去。城里的生活是什么样，他们完全没有概念。
“必须激发群众对城里生活的向往，还要帮助他们克服对未知生活的恐惧。”我意识到，动员群众搬迁还要找准切入点。
于是，我们再次分析搬迁对象的家庭情况，根据每家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选好突破口。比如，有的群众常年在附近乡镇务工，可以从方便他们务工的角度入手；有的群众孩子在读高中，要引导他们考虑方便孩子就学，以及以后在县城工作的可能；有的群众有家人常年生病需要照顾，要向他们强调到县城后出家门就能就医……同时，我们还尽量邀请群众到县城看房，让他们实地感受新的生活环境，一点点引导他们接受易地搬迁。
思路的转变、方法策略的调整果然发挥了作用。一户、两户……终于有群众同意搬迁了，有的甚至在县城看房时就当场决定搬迁，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我们如期完成了任务。
如今，村里的搬迁群众有的在易地搬迁点担任保洁员，有的在扶贫车间工作，有的外出务工，孩子们都在家门口上学，大家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怒江州纪委监委 高雪松 || 责任编辑 张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