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复员北上，我们随父母从昆明回到北平，回到清华园。昆明，经历了“一二·一”运动、闻李惨案，人们从贫穷、内战的血雨腥风中走来，清华园仿佛一个幽静的山谷，荷塘月色，闻亭钟声，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童年的我们，在这山谷中找到无穷的乐趣：到荒岛去找寻野鸭蛋，雪后的荒岛有时会发现“怪兽”的足迹，一边是人脚，一边是一个个圆点，我们便跟踪追击，一追追到被徐志摩称为“潘仙”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家，原来他有腿疾，那圆点是他的拐杖；外文系有一个美籍教授温特，他的鱼缸和墙一样高，紧贴墙面，好像鱼在墙上游，我们常常到有一墙鱼的温特老头家去；我们到灰楼去听琴、练琴；我们在草坪上玩“口令”，抓特务；我们在荷花池偷莲蓬，在山丘旁粘蜻蜓，躲进草丛玩“地道战”；同学中有人会吹奏长笛，有人敢吃一种青虫叫“吊死鬼”；我们偷葡萄、逗蛐蛐、找刺猬、吃桑葚，个个吃成“红唇紫齿族”，五花八门，兴奋异常。我家先住照澜院三号，北边的小溪年复一年无声地流淌，后来搬到新材院三十二号，那一片苜蓿地是我们去附小的必经之路。水木清华，处处留下我们的足迹——永远的清华园，是许多清华人写清华时用的题目。因为她于我们，的确有难以磨灭的印记。
清华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是闻一多，第二任系主任是朱自清，第三任系主任就是我的父亲李广田。
清华园不光是大自然的天堂，也是人文主义的圣地。父辈们或从昆明北上，或从海外归来，东西文化荟萃一堂。一方面，他们本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默默耕耘，教书育人，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李政道、杨振宁就是这一精神的杰出代表，吴达元的翻译、李宪之的气象学在中国现代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他们为什么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漂洋过海历尽艰辛回到祖国？ 为了民族的复兴、为了祖国的富强。清华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施滉牺牲在雨花台时年仅24岁。物理系的阎裕昌为保护校产而惨死日军敌手，日军割下他的舌头，活埋了他。他的事迹近年曾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他是千百万爱国知识分子投身抗日洪流的缩影。抗战时期，当时的清华学生蒋南翔说“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句话在当时激励了千百万青年投身抗日的洪流，在今天，这句话已成为中国一个历史时期的定句。朱自清住在北院，在他谦和的外表下，有着一颗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炙热的心，他说过：“在我们面前的是胜利的中国，在我们望中的是新生的中国，可是非得我们再接再厉的硬干、苦干、实干，新中国才会到我们手里！”他的生命在贫病交加中结束在“荷塘月色”的“背影”中。临近新中国成立时，物质匮乏，教授们贫穷，但“不买美国粮”的呼声仍回响在耳际，国民党的统治导致物价暴涨，民不聊生。他们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一切反动势力，盼望中国有新生的一天。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清华的教授们从内心深处欣喜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常迵教授的女儿常放回忆说：“1949年1月，就在庆祝解放军进入北京城的炮声中，我在协和医院出生了。那天很冷，父亲和清华的同事及学生们一起，站在欢迎队伍里迎接解放军进城，直到天明，待他赶到协和医院时，我已呱呱坠地。”他给女儿起名“放”，他把女儿的诞生和中国的解放同时铭记在心里。吴达元教授的女儿吴庆宝回忆说：“父亲万分高兴地参加了开国大典。……经历了土地被强占，人民被屠杀、被凌辱，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如今，他渴望国家强盛、人民自由幸福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他迫切希望跟上时代的发展，把自己的知识真正贡献给国家。”她还说，“父亲把里昂大学的学位证书都烧了，却珍藏着1951年国务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在怀仁堂举行酒会的请柬和四十周年在大会堂举行庆典的请柬。”这些教授的子女也一样，冯钟潮回忆道：“我记得1949年十一清晨，我们在清华南火车站乘火车去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这些承载着我们对祖国的热爱、保卫与建设它的决心，记录了我们火热的少年时代。”全国强说：“毛主席宣布：‘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情景永生难忘。”吴景崇说：“开国大典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个五星红灯笼，前半夜在学校集合，走到清华园火车站，坐火车在西直门下车，徒步经西单、东单、到天安门……当时我们的心情多么激动，忘记了一切，只知道向前走，前途无限光明，人生无限美好。”吕德森回忆说：“我们一颗幼小的心都焦急地等待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早点到来，十点整，大会开始了，最精彩的是阅兵式，可惜，我们唯一能看到的是从长空掠过的‘银燕’……入夜，天安门前灯火辉煌……我们的心和祖国母亲的心贴得更近了，更近了。”杨忞说，开国大典的盛况“鼓舞了我一辈子”，“走过天安门以后，大家兴奋地说：‘毛主席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在清华附中的校史中记载着，附中师生共同参加开国大典，“初一年级的小同学，要老师抱起来瞻望”。
除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和清华大学的师生一起参加了各种政治活动。如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响应号召，纷纷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写慰问信，“最可爱的人”回国做报告时，我们夹道欢迎，认真聆听；我们和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代表联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我们还迎来了西藏的和平解放；我们迎接活佛班禅大师，对他的黄色袈裟又好奇又敬畏。为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附中向钱伟长、周培源、段学复、陆士嘉等人借来从国外带回的图片、实物、纪念品，其中，法西斯的暴行、华沙的重建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切都构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
清华大学也好，附中、附小也好，其教学质量都是一流的，教师队伍都是过硬的。李曾中回忆说，附中“一开始是季镇怀先生当校长，后来换了李广田先生（长大后才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再后来就是孔祥瑛校长了，他是钱伟长的夫人……英语老师是刚从美国回来的水利学家张光斗教授的夫人。她为我的英语发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语文老师游珏的父亲是古汉语专家游国恩教授……丁石荪来代过数学课……”马约翰教授要求我们重视体育，坚持科学锻炼；华罗庚教授要求我们“锲而不舍地努力”；段学复教授鼓励我们学好数学，还和我们座谈；王力教授要求我们“学好并正确运用我们的语言文字”；梁思成教授为我们做有关民族建筑艺术的报告，启发青少年接受传统民族建筑的美学教育；侯仁之教授做有关北京城建的报告，使我们了解北京的建城历史和宏伟规模……总之，据清华附中校史载，自1952年至1956年间，能请到以上这么多位知名教授为青少年做报告。这在其他中学是难以想象的。
清华的教授们除了辛勤工作，也对学生和自己的子女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严格的要求。在家庭里，我们接受的是严父慈母的教育，慈母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如梁思诚的夫人林徽音、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周培源的夫人王蒂澂等。父母要求我们“学然后知不足，行然后知不易。努力攀登，高峰可及”。父辈们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力量，奋斗、拼搏、永攀高峰，切不可世俗化，追求小市民的满足是毫无意义的，永远不倦地向书山学林挺进，大家说，父辈给予我们的是一种骨气、一种坚持、一种人生。所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紧密相连，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我们心里。附中孔祥瑛校长曾要求同学们“一定要做一个有文化有志气的中国人”。曾获第八届金鼎国际创意节“终身成就奖”的校友李文玲说过：“清华园给予了我太多太多，有形的、无形的，值得一辈子珍惜和怀念。”清华园给予年青一代的是“聪慧与高尚人生的奠基”。傅玉光说：“清华附中是培育人才的摇篮！ 你的教育是成功教育的典范——播下理想的种子，点燃了希望之火，你的学子永远铭记！”
生活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我们，一路走来，不曾想到也不会想到，前面的路还很长，还有坎坷和不平，每当这种时候，清华园往往成了重灾区，清华园的命运是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和缩影。1957年，校系领导诚请大家给党委提意见，教授们响应号召，直言不讳地“鸣放”，结果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了，清华园全乱套了，刻有“清华园”三字的二校门被推倒，哪里还有水木清华？ 哪里还有荷塘月色？ 哪里还有朗朗书声？
人类的历史证明，纵使有险滩和暗礁，历史的长河总是要发展的。生物学的道理也一样，一颗种子深埋地下，冰冻三尺它无法破土而出，一旦栉风沐雨、云瑞天开，它将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只要这颗种子是健康的。蓦然回首，清华园的底蕴和人文气息造就的一代代人才已伫立社会，他们是各个领域里大写的人。他们中有编辑、有教师、有作家、有导演、有主任医师、系主任、博士、建筑师，有铅球冠军，有大学校长，有参与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工程师，有美国硅谷的计算机高工，有嫦娥探月工程的总指挥，有驻外特命全权大使……我为我的校友们感到骄傲，我为清华园感到自豪。
上个世纪50年代生活在清华园的青少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然而我们童心不泯，初心不忘，继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清华园可回忆的事物太多太多，大家常说，清华园是永远的，是的，永远的清华园。今年适逢清华大学一百一十岁生日，祝清华园生日快乐，青春永驻。（李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