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这是《红楼梦》中的一个灯谜，谜底就是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砚台的原始功能是磨墨，汉代刘熙写的《释名》中有云：“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砚的材料有石、玉、陶、瓷、澄泥及铜、铁、银等金属，以石居多。因其质地坚实、“体自坚硬”，可在上面题诗刻铭，或言志抒怀、或寄情自勉……方寸之间，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历代文人把它作为收藏之物，闲暇时观赏把玩，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
我国名砚众多，端砚为最，因产于古代端州而得名。清代计楠《石隐砚谈》记载：“东坡云，端溪石，始出于唐武德之世。”那时，端砚外形单调，以箕形、八棱形、长方形较为常见，轮廓棱角分明、造型端庄。米芾在所著《砚史》中指出：“士人尤重端样,以平直斗样为贵”，砚在庄重沉静中蕴涵力度，给人四平八稳之感，是为“身自端方”。
后来，砚形越来越多样，可世人仍称砚以“端方”，就不仅仅指物了，还借喻为人端庄方正、“浸墨不染”。史书记载，在宋代，端砚尤受文人墨客喜爱，与黄金、玉石价格相当。在包拯任端州太守前，当地官员常假借上贡的名义，随意多征几十倍的砚台送给权贵们。包拯上任后，命令工匠只按照上贡朝廷的数目制造。卸任时，留下了“不持一砚归”的佳话。
名砚多有“呵气即湿”的特点，最能称为上品的当属洮河砚。有人拿砚给北宋宰相吕蒙正行雅贿时，便夸耀此特点。没想到吕蒙正凝视片刻，笑道，“即使一天呵出一担水，也只值十文钱而已。”
砚台浑朴“不言”、沉静内敛，然“虽不能言，有言必应”。古人以其明志，体现坚定不移之精神。《新五代史》记载：五代晋朝时，桑维翰貌丑，却有志为官。他应试时，考官嫌他的姓与丧字同音，不肯取他。有人劝他不必考了。他就铸了一个铁砚，指与人说道：“砚弊则改而佗仕。”意思是说把铁砚磨穿了还不能进仕，也不改志。最终考中了进士。
砚与古代文人士子朝夕相伴，渗入到他们的精神生活。可在寒冷的冬天，北方的文人士子就算文思泉涌，也不能挥毫下笔，因为砚上墨会结冰，用笔去掭墨，笔和墨也会冻在一起。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漠北军帐中起草战斗檄文时，就遇到过这种窘况，他作诗描述：“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诗仙李白也没办法，无奈叹息：“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
事实上，唐代已经有了化冰开墨的“神器”，那就是暖砚。最早记载暖砚的是唐人张说在《张燕公集》中的《暖砚铭》：“笔锋晓冻，墨池夜结，香炭潜燃，推寒致热。”用炭火烧烤温热，以暖砚开墨。唐朝宫廷里有这种砚，并且工艺很精巧，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内库中有七宝砚炉一所，曲尽其巧。每至冬寒砚冻，置于炉上，砚冰自消，不劳置火。冬月帝常用之。”只是那时暖砚还是稀罕物，数量少，像岑参、李白这样的诗人只能徒留感慨，说明暖砚并非一般的寒门士子所能使用。
暖砚在明清最为流行，尤其是清代，变得功能多且环保，这跟雍正皇帝的勤政有关。据史料记载，雍正经常工作到凌晨，第二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起床处理政务。目前存世的雍正批阅的奏折、部本、通本就达到了30万件，上面有雍正留下的1000万字批注。如此勤政，到了冬天暖砚对他不可或缺。
雍正感兴趣的是一种铜砚台，在砚面之下制成空腔，引入炭火烧烤或放置油灯加热。他认为底部生火加热不妥，砚台又显得太高，不方便也不美观，多次下谕旨命令造办处工匠改进。到后来，出现了水暖与炭暖合二为一的创新形式，这种暖砚先利用匣内炭火炉加热，在炭匣之上增加一层水屉，水屉之上则是铜砚盘。炭火把水加热后，再用水温去加热砚石，炭热经由水温传递向上，更加温润，可用温水研墨，还能顺便暖手，同时还能焚香。观赏一个个做工精细、造型别致的暖砚，除了感叹古人的智慧，也仿佛看到他们勤奋自勉、笔耕不辍的身影。
从“风冷衣裳脆,天寒笔砚清”到“砚温融冻墨，瓶暖变春泉”，寒来暑往，“文人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以良砚为砺友，阅事以古今，尽涤心中尘埃，研墨知韵，如见千里图景。（徐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