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丰八年（1085年），谪居黄州5年多的苏轼踏上了北去边关重镇登州府的漫长旅途。十月十五日，苏轼抵达位于蓬莱的登州府衙，然而仅仅在担任登州知府5天之后，他又接到朝廷诏命，令其再次启程赶赴京城担任礼部郎中。
登州自古是北方重要的海防要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是兵家必争之地。唐朝初年即在文登设置登州，不久予以废除，如意元年（692年），朝廷又于黄县复置登州。到了宋朝，登州辖蓬莱、黄县、牟平和文登等地，府衙则设在蓬莱。
元丰八年的蓬莱阁刚刚建成24年，默默耸立在丹崖山上，在这个远离汴京的海边尚名不见经传。刚刚历经人生磨难的苏轼来到蓬莱阁，在渤海之滨，望着浩瀚壮阔的海面，难抑激动的心情，挥笔写就《蓬莱阁记所见》：“登州蓬莱阁上，望海如镜面，与天相际。忽有如黑豆数点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阁下。”然而不几日内，朝廷诏命旋即而到，苏轼心中怀着些许遗憾，在离别之际又题写了《海市诗》：余闻登州海市旧矣。父老云：“常见于春夏，今岁晚不复出也。”余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见为恨，祷于海神广德王之祠，明日见焉，乃作是诗。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苏轼的诗词为蓬莱阁注入了灵气和精神，犹如画龙点睛，让这座寂寞矗立在海岸的亭阁从此声名赫赫。
如今来到蓬莱阁，在飞檐翘角的建筑群中依然可以找到苏公祠和卧碑亭，“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也成为当地引以为傲的美谈。苏公祠里近千年来供奉着苏轼的画像，见证了苏轼短暂时间担任登州知府后深受百姓爱戴的历史。
苏轼是才情满怀的诗人，海岸的壮阔景象让他的心胸更加宽广，在经历了艰难的谪贬生活之后，他依然保持一颗纯粹的赤子之心，在这个偏远的边关重镇上，他想到的仍然是为黎民苍生计，造福当地百姓。
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苏轼在登州知府任上仅仅5个日夜，他在卸任后，又驻留了10余日。在这段短暂的日子里，苏轼尽自己所能体察民情，掌握了一些关系民生的紧要事务。当他离开后还继续为登州老百姓做了一些实事。史载，元丰八年十二月，苏轼刚刚离开登州回到京城，便上奏朝廷《乞罢登莱榷盐状》和《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为民请命，为国固边。
这两篇奏章，行文如流水，言简意赅，堪称调查研究的“范本”。苏轼写的《乞罢登莱榷盐状》，文风朴实，直面问题，对策精准，分析了榷盐制度的弊病，提出了改进措施。登州沿海历来是重要的产盐之地，他却看到灶户失业，百姓吃不起盐，官府里的盐堆积如山，而商贾不至。清代盐政碑记中记载：“苏文忠公，莅任五日即上榷盐书，为民图休息，士人至今祀之，盖非以文章祀，实以治绩也。”《蓬莱县志》亦记道：“蓬邑不食官盐，自宋代苏长公已条奏得免其累，洵所谓仁人之言，其利薄哉！”
同月，苏轼又向朝廷呈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右臣窃见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作为海防重镇，登州北部接近辽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本应严防戍守，他却看到此地守卫松懈，驻防随意抽调。在详细考察这里的边防要塞情况之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北宋太平盛世外表下潜伏的巨大危机，朝廷也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加强蓬莱沿海防务，在蓬莱阁下建成了刀鱼寨。
在他离开登州之后，当地老百姓立起很多苏公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刻着他写的《乞罢登莱榷盐状》，在这块土地上，他的诗词和奏章成为代代传诵的锦绣华章。
回到汴京的苏轼又经历了数次谪贬，辗转多地。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在正月里驾崩，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苏轼结束了3年的海南岛流放生涯，移廉州安置。十一月在行至英州时又接到朝廷诏命：官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第二年，苏轼度岭北归，行至真州时再度游览金山寺。长老向他展示了画家李公麟特意为他精心画的肖像，他抚画感慨万分。30年前36岁的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初游金山寺，指点如画江山，意气风发：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如今历经谪贬磨难，已是白发苍苍，苏轼回顾坎坷的人生历程，挥笔题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或许，生性豁达的苏轼已经将西湖疏浚、徐州抗洪和登州两奏章等那些实实在在的功业都淡忘了，都当作是他宦海生涯的分内之事。
1101年7月，苏轼终老于常州顾塘桥畔，当地百姓恸哭于市。苏轼逝世920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再次细读苏轼的《乞罢登莱榷盐状》和《登州召还议水军状》，遥想他登州知府任上5天劳碌的身影，感受他字里行间浓厚的家国情怀，仍然会为之敬佩和感叹。在蓬莱阁上，后世曾有人赋诗曰“诗卷从来已折衷，古祠今又拜遗风，果然日与山海对，公爱此间我爱公”。如此关心民生疾苦的好官，如此胸怀旷达、才情满腹的诗人，老百姓又怎会不爱戴他呢！（孙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