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天的飞雪演奏着无声的交响乐，整个山川大地一片银装素裹。
“妈，我们回来了！”抖落了身上的雪花，我带着妻子女儿迈进了母亲的家门。母亲正在灶前忙碌着，妻子急忙跑上前，帮着打起了下手。
“这么太平安稳的日子，以前哪里想得到！”饭桌上，母亲一边给孙女夹菜，一边絮叨着。望着亲人们灿烂的笑容，听着灶台间毕剥作响的火苗声，尘封的记忆纷纷出笼，如烟的往事将我笼罩。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家落实华侨眷属政策，父亲得到一个可以安排家属进单位下属砖瓦厂工作的名额。那天下午，父亲回家时异常兴奋，举着介绍信大喊：“孩他娘，孩他娘，明日可以去大集体上班啦！”母亲跑上前抢过那张纸，捏在手上仔细端看，眼眶里满满的泪花。
在砖瓦厂，母亲需要挑、推、拉红砖或砖坯，这全是爷们也觉得累的体力活。母亲每天上下班还要来回走十几里地，回到家里累得跟散了架似的。尽管每个月有十八块钱的工资，但对六口之家也仅仅是贴补。贫贱夫妻百事哀，父母之间的吵闹磕碰也是生活的常态。“这日子还怎么过啊！”每当母亲发出这样的哭喊时，我和弟妹们就如羊羔般缩闪一隅，惊恐得不敢出声。
在艰难的人生考验前，母亲逐渐展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不论是刚下晚班，还是正常轮休，若是夏天，母亲会背上大冰棒箱去卖冰棒；若是冬天，母亲会提个有盖的铁皮桶去卖糖饼。看到母亲这么辛苦，渐渐懂事的我也常想搭把手，但母亲总是撵着我回到书桌前：“小娃儿好好读书，其他事不用你管！”
我读初二那年的一个下午，母亲送给我一捆崭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这份小小的礼物，惊动了整个职工大院，因为这套书花了十一块多钱，相当于母亲半个多月的工资。面对左邻右舍的疑问，母亲淡淡地说：“要想日子好，读书不能少。”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让我有了崭新的人生梦想：通过读书让自己改变穷困的命运，通过努力让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
1983年，我成为职工大院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大学生。但就在那一年底，砖瓦厂倒闭了，下岗的母亲做起了小生意。她常常从省城贩来水果，提着篮子走村串户或摆街边叫卖。然而，由于她不懂防腐技术，很多水果都烂掉了，最后也没赚到多少钱。父亲常常劝母亲不要太心急，慢慢来。母亲却是慢不下来，也停不下来的，她始终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梦想，绝不容许丝毫的懈怠。
我读大学期间，母亲的“练摊大业”再次转型，卖起了小百货。母亲仿佛特别享受这紧绷得跟钟表发条一样的日子，除非生意特别不好，全家已经很难见到母亲的愁苦烦躁了，取而代之的是母亲每天的幸福满满。尽管比工厂更辛苦，挣得也不如那些机会更好脑子更灵活的商贩老板多，但母亲凭着勤劳和汗水经营着自己的人生，正如母亲朴素的处世智慧，清爽而干净。
大学毕业后，我参加工作，结婚成家。和以往漫长迟缓如铁锈般蔓延的历史比起来，后来这些年的变迁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1992年，我的家乡新城区基本建设完毕，街道宽敞，环境整洁，来往走动的人们神采飞扬。荒芜的野地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公园，拔地而起的高楼鳞次栉比。老城区的单位和居民陆续向新城区迁移，我家也搬离了破旧的职工大院，住进了新城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这期间，父亲去世了，母亲退休了。尽管退休金足够开销，母亲仍然闲不住。她在院子的角落挖了许多菜地，每天躬耕不止，我和弟妹们都无法拦阻。母亲还钟爱养鸡养鸭，最多时养了近三十只，满街游走呱呱乱叫。我塞点钱给母亲用，她也是推搡着，坚决不要。
有时候，母亲会去儿女们家里住一阵子，让儿女们最不适应的，就是母亲总是在家里的闲置角落堆满捡回来的硬纸盒或塑料瓶，不时卖掉换点零花钱。尽管儿女们都已经有了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母亲的生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她一辈子养成的勤劳简朴的习惯从未改变。
“妈，我小时候的梦想，是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让您别这么操劳了。”喝下几杯酒，我的话多了起来，“现在我虽然没赚上大钱，但也基本上衣食无忧了。只是看到您辛苦了一辈子，现在还忙个不停，总感觉有些缺憾。”
母亲听罢，淡然一笑：“我以前忙，是为了让你们有饭吃，有书读，所以越忙越急躁；现在忙，是生活太好了，怕闲出病来，越忙反而越高兴。如果说我有什么梦想，就是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现在已经实现了，你还缺憾个啥？”
我转眼望向院子里的菜地，即便土质并不肥沃，母亲也用她自己的双手，让不毛之地长出了盈盈绿意。正如我们两代人，以梦想为蓝图，以奋斗为画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几十年来的追梦历程，像潮起潮落一样深沉厚重，依附着民族复兴整个浩瀚的海洋。寻梦的理想代代不同，追梦的过程各有艰辛，唯一不变的，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为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者们提供生生不息的激情和动力。（陈川 提供 曹静静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