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大家”系列访谈——
著名航天专家王永志：“有目标，就要有规则和纪律”
“听党的话，跟党走，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好它”
问：您初中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高中时又立下了要学习飞机设计的志向，并从此和航空航天结下了不解之缘。您在青少年时期就选择坚定不移跟党走，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贡献，这样的人生道路是如何走出来的，有怎样的体悟？
王永志：这要从我童年时的经历说起。1932年，我出生在辽北昌图县一个贫苦农村家庭，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亲当时给别人打短工，大哥当过地主的长工，家里十几口人就挤在三间破旧的土坯房里。幸好家人省吃俭用，让我有机会到镇里的小学念了几年书。五年级的时候日本投降，学校解散，我就回家务农。1946年，昌北解放，政府建立了一所初中，贫苦家庭的孩子不用交学费就能去学习。这段经历，使我亲身感受到什么叫“解放”，什么叫“翻身”，社会最底层、备受压迫备受欺辱的人都被解放、翻身了，感觉见到光明了。当时内心有个朴素的认识，共产党是指路的明灯、是人民的救星，再加上在学校里也受到一些教育，我就感到要跟着共产党走，在这个时候就有了申请入党的想法。
我和大哥商量入党的事，因为如果我要加入共产党，将来万一国民党反攻倒算，家人会受到牵连。大哥说，你就跟着共产党走吧！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早晚是要胜利的。听了大哥的话，我内心很受鼓舞，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1949年冬，我在一天夜里秘密宣誓入了党。
加入共产党以后，该怎么样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当时自己还年轻，懂的不是太多，但我有决心做到：听党的话，跟党走，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好它。就是这样一个心态、这样一个信念，一直坚持到最后、坚持到今天。
我后来为什么会走上航天道路？这也跟我读书时的经历有关。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在沈阳读高中，美国的飞机经常在辽东半岛骚扰空袭，根本无法安心学习，学校为了安全也暂时停课。当时战况很惨烈，我有同学初中毕业后就参加志愿军，可还没等过鸭绿江，就遭到美国的战机轰炸，壮烈牺牲。之前还是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为国捐躯，当时就感觉，落后就要挨打，有国无防是万万不行的。后来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的飞行员驾驶苏联的米格－15飞机参战，把美国的王牌飞行员打了下来。当时觉得真解气啊！所以我就想去学习飞机设计，建设国防，于是高中毕业就报考了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制造专业，并被顺利录取，开始走上国防建设的道路。
1955年，我被国防工业部保送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继续学飞机设计和制造。1957年，国内启动“两弹”工程，研制导弹、原子弹，于是组织把我转到火箭导弹设计专业。1961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立即投入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的设计研制工作。从此，我走上了研制导弹、保卫国防的道路，一干就是三十年。
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提出要发展大型运载火箭。从世界范围看，各个国家的运载火箭技术都是在导弹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所以我也在研制导弹的同时，顺理成章地走上了航天这条道路。
“‘长二捆’的研制成功是改革大潮中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问：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通过“长二捆”的三张草图争取到了国际市场的发射合同，并在18个月内成功研制了新型火箭。请您简要介绍当时的情况。
王永志：研制“长二捆”，确实是中国航天界的一件大事。1986年1月，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出事，之后国际航天界又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故，使得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运载能力出现短缺。当时我在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工作，我们院的黄作义研究员找我谈，提出研究设计“长二丙”加捆绑，也就是在加长的“长二丙”火箭周围捆绑4枚助推器，可以使火箭运载能力提高到近地轨道8．8吨，正好可以承揽美国休斯卫星公司需要发射的卫星。我一听非常高兴，这个时机抓得太好了！其实很久以前我们就有改进“长二丙”火箭的愿望，研制捆绑式大推力火箭，但国内没这个需求，这回可有机会了。
于是我让他拿了三张草图去美国了解一下情况。结果到了美国，美国的卫星公司很积极，愿意用中国的火箭发射卫星。当地华人华侨听说中国想要发射美国的卫星，太高兴了，说这是给华人撑腰，如果经费不够他们想办法集资。所以一拍即合，最后拿着三张草图拉到了这一单买卖。
我向航天部报告后，部领导和老专家都认为要研制这个火箭，因为这个火箭不只能够发射卫星，对我们将来发展载人航天事业也非常有利。但是整个1987年的进展却不大，因为研制火箭需要经费，而这是商业发射，没有国家的拨款，所以经费成了问题。当时还有一个背景，从1984年起我国国防工业开始转轨变型，也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的军品转向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道路，经费上从靠国家保障到自己找市场。所以，要研制“长二捆”，经费只有自己想办法，最后想出的办法是贷款，这是我们第一次靠贷款来研制新型号。
没有合同没法贷款，也就没有启动资金，可合同呢？到1988年上半年我们还没拿到合同。美国休斯公司要求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否则就终止合同，还要赔偿100万美元。当时的情况就是这边没有合同迟迟拿不到贷款，那边截止时限纹丝不动，留给我们的研制时间越来越短。事实上直到1988年11月我们才签订了合同，11月之前那段时间非常艰难，大家想法也多了。有人说这事干不得，一般研制一个型号需要三四年，现在就剩18个月你能做出来吗？
但我们第一研究院没有动摇，认为还有可能，一直没有退却。这个时候国家支持发射“外星”，不仅可以创汇，还可以发展航天高技术，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最后留给我们的时间其实只有18个月。研制这个型号的工作量非常大，一院内部经常是灯火通明，特别是主制厂，加班加点，两班倒、三班倒，24小时不停，大家感到这个事意义重大，并没有怨言。但只是加班加点还不行，必须采取其他改革措施。首先减少工作量，去掉那些繁琐环节，把研制程序缩短。然后改进工作方法，过去都是按照次序研发，这次同时开始，平行交叉作业。这个紧急任务促进了研制方法的改革，从那以后程序就更加优化了。在这期间，国内有关部门也对我们的研制工作给予了全面的援助。正是在这样全国鼎力支持、我们全力以赴的情况下，1990年的6月29日，中国第一枚捆绑式火箭——“长二捆”比我们许诺的时间提前一天竖立在了发射架上，7月16日正式发射，一举成功。
“长二捆”的成功，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一下子把中国火箭的运载能力提高了2．6倍，把这类火箭的运载能力基本发挥到极致。它不仅增强了中国运载火箭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增强了中国航天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启动条件。
“长二捆”的研制还是改革大潮中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改革开放，国防工业要转轨变型，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枚火箭是通过贷款研制的，而且还把中国航天打入了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实现了一个重大的改革，效果很好。
“不走前人老路，依靠自主创新、跨越式的发展。这就是中国载人航天计划的最大特点”
问：1987年，您就成为载人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成员；1992年“921”工程启动后，您成为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您认为我国的载人航天计划同美俄两国相比有何特点？
王永志：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计划，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既借鉴先进经验，又不照搬照抄。我们走的是中国人自己的路，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1992年9月2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我们规划分三步走，第一步研制载人飞船工程，第二步研制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建设空间站。这是个跨世纪的工程，时间跨越二三十年。
当时国际上最成功的飞船是俄罗斯的，前后成功研制了上升号、东方号和联盟号，联盟号又进行了两次完善改进。我们怎么走，还跟着这条路走吗？没有，直接跨越。我们开始做方案的时候，俄罗斯的飞船已经工作32年了，如果我们按它现在水平来设计，那么飞船一问世就能和它并驾齐驱，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按照他们最先进的三舱方案进行设计，节省了时间和经费。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飞船整体达到俄罗斯联盟号的水平，甚至在个别地方还有所突破，比如我们飞船落点控制精度高、逃逸覆盖面大、生活舱留轨利用等。
和美俄相比，尽管我们的载人航天计划起步晚，晚40多年。但是我们起点很高，我们不走前人老路，依靠自主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一举抹平了和世界航天强国40多年的差距。这就是中国载人航天计划最大的特点。
“为了保证主要目标的实现，规则制度必须有，大家都得遵守”
问：作为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您是出了名的严格，经常深入一线给各系统挑毛病。您为何给工程定下了如此严格的安全标准，您又如何看待规则和纪律？
王永志：严格的要求有个最终的目的——要保证什么，什么是命根子？对载人航天来说，人命关天，安全至上，可靠第一。中央在立项的时候就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我们在研制过程中把确保航天员安全列为重中之重。
但安全不是说说就行了，得有规章制度，得有严格的要求，让每一个人都理解、遵守。要不然有一个人捅了娄子，那就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我们事先制定了明确的要求，这些规则和纪律都是为了保证主要目标的实现：要确保飞行成功，要确保安全可靠。我们制定了《首次载人放行准则》，并明确告诉各个系统，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准则，是绝对不能参加首次飞行的，这就是勿谓言之不预。
当我们进行无人飞行实验的时候，发现了神舟三号的穿舱插座中有的可靠性不够。这个事很大，需要改进插座设计方案、全部进行更换，否则保证不了安全。是这艘飞船就改还是下艘神舟四号再改？如果这艘飞船改并将插座全部拆下来的话，改进设计和重新生产起码要3个月时间，这就意味着已经干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准备工作要全部中止，大队人马需要撤离发射场。
说实话，当时我们的压力很大，发射如果推迟3个月，势必会影响载人航天工程的总体进程。但是根据首次载人放行准则，我认为一定要在神舟三号上改。因为我们有言在先，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当飞船进行改动时，不能试验一次就行了，必须得重复一次试验、连续发射两艘状态一致的飞船才能载人。如果等神舟四号再更换插座，我们只能等神舟六号发射的时候载人，会更加影响我们的载人航天计划。载人航天总指挥部向中央打报告，请求推迟发射，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事件，可以说极大震动了全体研制队伍，也是我们坚守规则和纪律的一个体现。
我们现在全面从严治党也一样，党员干部都要遵守规则、遵守纪律。无论是一个单位，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有目标，为了保证主要目标的实现，就要有规则和纪律。我们党要想长期执政，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遵守各项纪律。为了保证主要目标的实现，规则制度必须有，大家都得遵守。
“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现在实现了、成功了，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期盼，没有辜负党中央的嘱托”
问：2003年10月16日，杨利伟乘坐的神舟五号返回舱安全落地，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王永志：等到他落地的时候，我们已经奋斗了11年多了。这11年完全是埋头苦干、加班加点，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为了保证航天员的安全，真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想尽办法。
我当时的心情，其实就是整个队伍的心情。2003年10月16日神舟五号落地，当我们看到杨利伟很健康地出舱了，这才放下心来。那会儿真是百感交集，激动得眼圈都红了。这些年的奋斗没有白费，我们终于成功了，心中多少牵挂，耗费多少心血，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们肩负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现在实现了、成功了，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期盼，没有辜负党中央的嘱托。
“中国的空间站，有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创新”
问：中国为什么要实施我们自己的载人空间站工程？目前的进展如何？
王永志：国际上以美国和俄罗斯为首的16个国家建设了一个国际空间站，为什么我们中国自己一个国家要建设空间站呢？因为国际空间站不许中国参加，美国早就声明，像载人航天这类敏感的高技术，不与中国合作，所以我们要想建空间站只能自己干。
空间站就是太空中的一座大实验室，可以做各种实验发展科学技术。虽然因为经济能力，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适当调整，比如规模可以小一点，建造费用、运营成本可以低一些。像俄罗斯一年发射六次飞船（两次载人、四次运货），我们将来发射两次载人飞船、一次大货运飞船就可以，这样就降低了运营成本。但是我们将活动领域推进到太空这个目标不会变。
中国的空间站，有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创新。我们的空间站各个舱段不是全对接在主体上的，有独立的共轨伴飞平台，只在必要的时候和主体对接，经检修补给后再继续独立飞行。这种多平台共轨飞行的分布式空间站，是中国的创新和发明，很有特色。现在中国载人空间站基本上准备好了，很快就可以开始组建。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已经实现，不久之后我们将建立空间站，成为常驻太空的嘉宾，探索宇宙的奥秘，我想这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有底气有勇气，面对创新途中可能会遇到的挫折，也就不会轻言放弃了”
问：神舟飞船试验过程中您力主不走美俄老路，跨越动物搭乘试验阶段，为工程节省了大量资金和时间。您打破常规思维、坚持创新的秘诀是什么？
王永志：我没什么秘诀，但是倒有些体会。要想进行成功的创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这件事情很有底气，即“我懂”；一是得有勇气，敢于提出来。因为创新是有风险的，打破常规、锐意创新，得心里是要有底气的，同时还要有勇气，能承担其中的风险。创新就要打破常规，打破常规等于向传统挑战；常规必然有很多人甚至权威在支持，也有向权威挑战的意思。有风险就有得失，可要是老计较个人得失，人就没有勇气了。勇气来自哪里？我想勇气来自于对事业的热爱，来自于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比如作为一个航天人，我就想把什么事情干得再好一些、再快一些，迅速地缩短和航天强国的差距。有这么一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是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就感觉有强大的后盾支援着，也就有勇气了。
比如说东风－2号，当时火箭射程达不到要求，大家都着急上火。在思考和计算之后我认为泄掉一部分多余的推进剂，射程就够了。首先我是学火箭导弹的，推进剂的温度对射程的影响我懂，我有这个基础，这就是底气。第二，我有勇气直接去见钱学森，当时我只是个中尉，等于说是越级去见的，可我想事不宜迟，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鼓起勇气去了，并陈述了自己的方案。钱学森认可了我的想法，采纳了我的建议，最后问题解决了。所以要想创新成功，就得有底气和勇气。这对于我们的航天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底气有勇气，面对创新途中可能会遇到的挫折，也就不会轻言放弃了。
“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
问：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强大精神力量。您是如何理解航天精神的？
王永志：航天精神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展开说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航天分三个里程碑，第一个是“两弹一星”，第二个是载人航天，第三个是深空探测，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特色。“两弹一星”的时候有“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又有载人航天精神，情况不完全一样。总的来说，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一项伟大的事业孕育出一种特有的精神。
比如“两弹一星”精神，研制导弹原子弹是党中央在1956年作出的决策。1956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别说不能制造汽车，连拖拉机都不能制造，要研制最尖端的导弹核武器，谈何容易？但就是下了决心，为什么？因为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杀手锏武器是不行的。东风－2号导弹1964年6月29日首次发射成功，同年10月16日原子弹首次爆炸成功，这为原子弹加导弹的“两弹”结合奠定了基础。“两弹”从1956年提出到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只用了10年，而且这中间还经历了两次挫折，一次是在关键的时候，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靠别人是不行的；另一次是1962年东风－2号导弹第一发失败了，有方案性的错误，又重新调整，但是最后还是把它研制成功了。
“两弹一星”精神，归纳起来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这里头都非常有内涵。热爱祖国，钱学森、邓稼先他们都是因为热爱祖国而回国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想搞尖端东西非得靠自己不可，靠谁也不行。大力协同，当时是毛主席提的，“两弹一星”非常困难，大家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情，我们中国一直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事业孕育着这么一个精神，这种精神又进一步推动了事业的发展，所以精神是很宝贵的。
在实施载人航天工程时，又孕育出了载人航天精神，这是另外一个时代，有它的特点。刚才就说载人航天这个队伍一直被一个伟大的事业所激励着，不登报，不上电视，默默地干了11年，劲头十足，外头看静悄悄，里头可是热火朝天，其实就是目标在激励着这些人。我每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测试厂房，首先看到的大标语就是“使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什么使命？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这个使命和责任激励着我们一定要做好。后来有一个同志讲，使命因艰巨而光荣，人生因奋斗而精彩。这就是我们队伍的精神面貌，所以显示了载人航天的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永远值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现在我们中国的航天人还是一直牢记“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精神。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要跨出去”
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您的航天梦是什么，已经实现了么？
王永志：我原来的航天梦，就是完成载人航天的“三步走”，这个梦基本上实现了。但是现在看，我们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还有差距，中国还没有成为航天强国，还得继续不懈地奋斗。下一个目标应该是什么？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空间和海洋技术正在拓展人类生存发展新疆域”。现在人类的疆域已经到太空了，而且航天技术的发展还在为人类生存发展扩展新的疆域，那应该是什么？就该是地外天体，比如离我们最近的月球。过去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要跨出去，跨出第一步应该是月球。
月球这个目标已经被世界各个航天大国瞄准了，下一步可能会是一个热潮。目前我们中国已经具备了很好的条件，因为我们对月球无人探测进展得很顺利，今年年底就将到月球取样再返回地球，月球的无人探测“绕、落、回”三步有望在今年结束，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规划也会在几年后完成，那么到月球去的技术路线就全清楚了。在充分发挥完善现有无人探月和载人航天技术的基础上，应该说会很快实现中国人登上月球的梦。我们不仅要登上月球，还要住那儿进行勘测，甚至建立月球科考站，值得大家期盼。
“做好自己的工作，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清正廉洁”
问：2019年，您党龄就70年了。作为一名老党员，对推进新形势下的全面从严治党，您有什么建议？
王永志：党中央已经作出了很多纪律的规定，也提出不少要求，我想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应该严格遵守。我们党是执政党，我们的目标是长期执政，可是如果表现不好，执政将遇到困难。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每个人都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清正廉洁。这样我们领导有力，人民信任，政权继续巩固，做到长期执政。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前，我们的革命先辈付出了多大代价、多少奋斗才建立起人民政权，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有责任把它巩固下去。党内同志应该明确这一点，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做好自己的工作，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长期执政，完成历史使命，实现奋斗目标。
问：请您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题写一段寄语。
王永志：全面从严治党是我党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
（采访整理 孙灿丨摄影 胡思远）
王永志简介
王永志，男，汉族，1932年11月生，辽宁昌图人。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采访札记】
“神舟”载梦，使命“长征”
14世纪末，明朝一个叫陶成道的人坐在一把特制的椅子上，双手举着两只大风筝，椅子下面安置几十支火箭。旁边的人依次点火，随着一声轰天巨响，他的飞天梦想，消失在剧烈的爆炸之中。
这个“万户飞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可谁曾想到，万户之后，这样的探索在“火箭故乡”中国竟绝迹了几百年。
1955年8月，一个东北青年登上了开往前苏联的列车。列车穿过浓密的森林，越过贝加尔湖畔，穿越辽阔无垠的欧亚大陆。最终，他抵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制造。
这年9月17日，大洋彼岸，一位早已享誉世界的科学家，终于冲破重重险阻，和他的妻儿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谋划了许久的回国之旅。他走之前，还有人说，不要放他走，他一个人抵得上五个师！
几年后，那名东北青年在组织的要求下改学火箭导弹设计。本科毕业后，他来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加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2号的研制工作。
1964年5月，东风－2号的试验已经进入倒计时。这已经是失败后的第二次试验，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但在发射前期，导弹受气温影响，推进剂膨胀，无法实现预定射程，整个队伍一筹莫展。
当时年轻的他还只是个中尉，而归国的科学家早已成为导弹领域学术泰斗。但他还是鼓起勇气，越级敲开了学术泰斗的大门，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最后，他的意见被采纳……
以上这些，就是我在采访之前，脑海中浮现的几个历史场景。它们关乎国家前途，关乎飞天梦想，关乎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自我选择与自我实现。
不难猜到，那位学术泰斗，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而那位青年，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王永志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中国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每个人的选择与情感背后，往往是抹不去的人生经历。所以采访开始第一个问题就是，您为何选择走上航天道路？
王永志说，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国的飞机天天在辽东半岛骚扰轰炸，虽然自己在当时辽宁最好的中学，但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昨天还活蹦乱跳，今天就被战机轰炸，为国捐躯。
所以落后就要挨打，有国无防是万万不行的。王永志立下了航空强国的愿望，报考了清华大学，又很顺利地被录取了。
我笑称，您就是传说中的“学霸”，考清华都这么云淡风轻，“很顺利”地被录取了。
“学霸”王永志在成长过程中，也并不缺乏选择其他可能的机会。
1961年，他本科毕业，他的导师、苏联火箭领域权威米申教授极力想挽留他留校读研，甚至保证会亲自向中国使馆做工作。
但王永志毫不迟疑，他知道，祖国急需人才，正等着他们回去参加建设。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回归故土、报效祖国，本就是不需思考就能作出的抉择。
航天事业难度大、风险高，作为技术、行政领导的王永志，时常也要承受压力、作出选择。
神舟三号发射前，科研人员发现飞船穿舱插座设计不合理，需要全部更换。可发射时间早已确定，如果这时更换，不仅要让已经在发射场集结的大队人马立即解散，还需要向中央打报告说明情况、请求延期。
我问王永志，作为总设计师，当时您提出立即更换插座、让发射延期，难道没有压力么？
王永志的老伴儿赶紧告诉我，压力当然是巨大的，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为了保证航天员的安全，为了工程万无一失，就必须要遵守先前制定的规定。
这份坚定，源于对纪律和规则的信仰，源于对事业的热爱，源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正是在王永志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捆绑式大推力火箭，成功将11名宇航员成功送上太空。不久的将来，中国也将建成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向全世界开放。
王永志说，之所以建设自己的空间站，是因为中国被国际空间站拒之门外。但正在迈向航天强国的中国，对国际合作一直持开放态度。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中国人要推动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
中华民族千年来飞天的梦想，已经实现；下一步，神舟飞船还很可能将搭载中国航天员，奔向月球。而建设航天强国的使命，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努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20世纪70年代，为纪念万户的壮举，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背面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
2010年，为表彰王永志在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中作出的突出贡献，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第46669号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王永志星”。
愿星光永远闪耀。（孙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