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赟在袁州府任提调官时，用当地高岭土烧制的“瓷砖”，图中划框的地方是隋赟的名字，以表示对其质量负责。（图片由南京市城墙保护管理中心提供。）
南京城墙台城，城墙后的塔是鸡鸣寺药师塔。闵家振 摄
上面这块刻有铭文的城砖，现收藏在南京城墙博物馆，它烧制于明洪武年间，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重20公斤。城砖两侧刻有铭文，共79个字，上面写有“宁国府提调官同知阑善，司吏李时中，南陵县提调官主簿解簠，司吏何祺，总甲邓世亨，甲首王士恭，小甲王吉庆，窑匠骆羊孙，造砖人夫张和庆、王玄寿、查详、姚回儿、包思中、 姚华二、文都保、姚佳祖、文共兴”，这块城砖的制造，涉及17个责任人，包括府、县两级提调官及司吏，而在基层组织中，则有一个总甲下辖若干甲首，一个甲首下辖若干小甲，一个小甲下辖一个窑匠及9个造砖人夫。
漫步南京明城墙，很容易发现像上面这样刻有铭文的城墙砖。南京明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精心谋划建设的一项国家级重点工程。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登基，建立大明，年号洪武。而早在两年前，朱元璋就已经决定在南京建立“新城”和“新宫”。从1366年至1393年，历时28年，朱元璋动用各类筑城人员达百万之众，大规模建造了南京四重城墙，即宫城、皇城、京城和外郭。其中京城城墙如今被简称为“南京城墙”，其他三重城墙大都已成遗址或遗迹。南京明城墙蜿蜒盘桓35．3公里，是我国目前留存规模最大的京城城墙，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墙。1988年，南京明城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栉风沐雨六百多年，南京明城墙至今依然雄伟坚固，与城砖铭文背后严格的责任制有着密切关系。
敲之有声 断之无孔
南京城墙砖来源于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广袤地区。在南京城墙的营造过程中，朝廷建立了一套质量保证体系和奖惩制度，其中包括资金管理、施工管理、现场管理、工程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工程验收、征派制度等。朝廷通过实施这套体系和制度，对先后参建南京城墙的百万之众进行有效管理，也为确保这项宏伟工程的质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经考证，一开始，因为力量有限，朱元璋只能动员官兵和南京周边地区百姓参建。从大量早期城砖砖文中可以看出，不仅当时建造城墙的基层组织尚未健全，负责督造的官员建制也不完善。有的甚至连官员和造砖人夫姓名也没有。
从1372年至1393年，也就是洪武五年至洪武二十六年，南京城墙建造进入高潮阶段。根据参建人员身份不同，其主要结构可分为五类：
一、各级官员和相应的文书小吏，主要是：驻京官员，又称朝官，其中包括工部和具体负责南京城墙建造的官员，他们需要向朱元璋负责；地方官员，其中包括各地府、州、县以“提调官”名义任职的官员，需要向朝官负责；具体负责造砖、运输、采集工役的小吏，即砖文中的“司吏”，他们需要向各级官员负责。
二、长江中下游涉及到的部队，尤其驻扎在南京的军人和军匠。
三、赴南京参建城墙的工匠和各地的窑匠。
四、农村基层应役组织，包括总甲、甲首、小甲和人夫。
五、在南京服役的全部罪囚，均由军人管理。
在城砖烧制环节，实施“物勒工名”制度，即把名字刻在砖上，目的是为了保障城砖的烧制质量，杜绝粗制滥造。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追根溯源，找到当事人，无论是提调官、烧窑匠，还是造砖人，都要承担责任。
在城砖验收环节，要达到“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的验收标准。“敲之有声”是对“窑匠”提的要求，窑匠烧制时不得偷工减料，砖未烧透则敲之声哑；“断之无孔”，是对“人夫”提的要求，人夫制砖时要严格按照工艺标准来做，砖泥若未踩踏均匀，制成砖后则砖内有气泡。检验时如未能达标，则视为废砖。小甲、甲首、总甲及各级官、吏，均按照这个标准，逐级验收城砖，层层负责、层层把关。据说，不合格的城砖一旦超过规定的数量，则这批城砖即被定为不合格产品，必须退回。如两度检验不合格，铭文中记录的有关官员及各个环节的具体责任人，都会受到严惩。
在运送城砖时，实行“砖票”制度，即在长江往返的船只必须顺带城砖运往南京，并发放砖票。一旦查获没有砖票的船只，即刻治罪。
南人官北 北人官南
在南京城墙建造中，为了防范官员利用本籍亲族关系徇私舞弊，朱元璋采取了“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任职地域回避政策，实行异地就职。由于南京城砖征调的地区分别为江西、湖广、直隶，所以督造官员大多来自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
宛平县（今属北京市）主簿刘赓于1372年前后被调往今安徽省繁昌县任提调官，主持烧造城砖。这位官员不仅恪尽职守完成任务，在设置砖窑时，还特别避让了当地百姓的坟地和良田，受到好评。刘赓死后，其官职由儿子刘权继任。刘权在保证城砖质量和工期的前提下，也非常体察民情，受到当地民众的爱戴。征砖任务完成后，得到朝廷嘉奖。
另有一名官员因为能力突出，在两年时间里连升六级，他就是山东即墨人隋赟。隋赟原先为元朝旧官，明朝建立以后，被授予六安州英山县（今湖北省英山县）的正九品主簿，后升为正七品的知县。后又因消除了当地的虎患，1377年被升调至江西袁州府（今江西省宜春市）任正六品的“通判”，以“提调官”之名，负责南京城墙砖的烧制。他在袁州两年的时间内，推广并实行以“甲”为建制的基层组织形式，采用当地所产的高岭土烧制城砖。这种色泽洁白的城砖即俗称“瓷砖”。
按照当时城砖的验收标准，这批城砖完全符合“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的要求，而且声音清脆，砖泥细腻，是城砖中的佳品。这批城砖运到京城以后，一时轰动朝野。由于这种砖具有不吸水、质地坚硬的特性，能增强墙体内部的排水性能，所以被广泛运用于南京城墙“肚子”里。如在“龙脖子”段、“神策门”段等地段城墙内，均发现了这批城砖。对于“性果敢有才略”的隋赟，朱元璋颇为满意，嗣后对其重用。
惩贪治腐 毫不手软
在建造南京城墙过程中，也有一批偷工减料、贪赃枉法、瞒上欺下、营私舞弊的官吏受到惩处。这其中，有的是位高权重的朝官，有的是地方上府、州、县各级官吏，还有的是一些并无官职的差使。
为了遏制明初官场的腐败之风，在1385年至1387年，也就是洪武十八年至洪武二十年间，朱元璋先后将自己亲自审理的案件加以汇总，再加上就案而发的言论，合成一种训诫天下臣民必须严格遵守的刑事特别法，即《明大诰》。同时，大量印刷《明大诰》，并分发到每家每户，让天下百姓知晓。在南京城墙营造过程中的许多真实案例也被编入其中。
1372年，朝廷为加快建造南京城墙，开始大规模向长江中下游征集民夫参役。应天府吏任毅、丹徒县丞李荣中等六人，竟然按每人2．2两白银的价格，放掉人夫1265人。按明初的法律当处斩，朱元璋考虑这六人认罪态度较好，且全部退还了赃款，改用其他刑罚以示警戒。让朱元璋没想到的是，十年后这些人仍然不思悔改，我行我素，还用过去的手法敛财，同时逼迫应该免役的周善等数百家前来服役。由于周善等人告发，朱元璋获知真相，雷霆震怒，任毅等人被处以极刑。朱元璋还亲自撰文，昭示天下。
1385年，工部侍郎正三品官员韩铎等14人贪赃案发。尽管韩铎很有能力，也曾得到朱元璋的重用，但经过朝廷审查核实，数罪中仅与具体监管官员勾结，并在受贿后将人夫、工匠放掉一项，韩铎就得赃款30350两白银，木炭81万斤。朱元璋立即下令将韩铎逮捕交“三法司”惩办，并撰文昭告天下。
湖州府（今浙江省湖州市）官吏刘执中等人以建造南京城墙需求木材之名，砍伐并囤积了29万根木材。之后，他们又将木材卖给周边的各府、县，私分赃款，最后又与京官相互勾结，只运送了2万多根木头到南京，试图蒙混过关。案发后，刘执中等人有的被处斩，有的被流放充军。
在南京城墙大规模建造后期，朝廷停止了向全国征派民夫参建的办法，改由军人和罪犯参与筑城，各地窑厂也改由南京官窑厂承办。同时，由于《明大诰》等相关法规的颁布，筑城中的腐败问题有所遏制，工程质量也有了进一步提高。聚宝门、通济门、石城门和正阳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386年即洪武十九年得以重建。
南京明城墙上的城砖铭文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被誉为一座“活的明初资料库”。城墙所用建材及筑造工艺和工程质量，都堪称典范。六百多年来，这座城墙在城市防御、防汛排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座旷世城垣，如今已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仍然发挥着其独特的廉政教育作用，给后人以无限启迪。2006年，南京城墙被列为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2018年，南京城墙被列为南京市党员教育实境课堂。
无论是行走在城墙脚下，还是拾级而上，漫步在城墙上，手抚厚重的青砖，极目远眺，凭栏怀古，仿佛都能够触摸到历史跳动的脉搏，不自觉地生发出岁月轮转、沧桑巨变的感慨。（曹方卿 翁宏业 王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