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国税局原工作人员李文革，是该省追回的第三名“百名红通人员”。
自2015年中央启动“天网行动”以来，云南省坚决贯彻中央追逃办的要求，全力追逃追赃，取得良好成效。截至目前，该省先后追回包括3名“百名红通人员”在内的各类涉嫌职务犯罪外逃人员157人，其中境外77人，境内80人，追回赃款2．23亿元，向腐败分子发出断其后路的强烈信号。
追逃追赃“天网”越织越密
云南追逃追赃“成绩单”的背后，是追逃追赃“天网”越织越密的真实写照。
“国外不是‘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党中央吹响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号角后，云南省委书记陈豪多次对追逃追赃工作作出指示，要求进一步扎紧织密追逃追赃网，彻底击碎腐败分子的外逃幻想。
为此，云南省成立了由省纪委监委牵头，省委组织部、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等省级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制定并印发《中共云南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追逃追赃工作方案》，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任务，把压力传导到每一个部门、每一名责任人。
2016年，结合追逃追赃工作和云南实际，省追逃办把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边防总队增设为成员单位。同时，全省16个州（市）也明确了负责追逃追赃工作的单位和部门，其中11个州（市）成立了追逃办，一张无形的“天网”悄悄形成。
与此同时，在中央的指导下，云南不断强化跨省、跨国合作，追逃追赃形成中央、省、市三级联动出击的工作格局。
为有步骤、有计划地抓好个案突破，省追逃办突出“百名红通人员”这个重点，成立6个“百名红通人员”专案组，专案专办，确保力量投入。一批外逃人员纷纷落网，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因案施策追回3名“百名红通人员”
李文革回国投案，也是云南追逃追赃因案施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前，通过“量身订制”追逃策略，“百名红通人员”张大伟、郭欣先后回国投案。
张大伟原是云南云电同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因涉嫌贪污犯罪，2013年9月逃往美国。负责此案的工作组人员赴国外，连续5天5次与张大伟约谈规劝。2017年10月5日，张大伟最终选择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郭欣外逃前，是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因涉嫌共同受贿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0年8月逃往美国。
针对郭欣案，专案组确立了“劝返为主，亲情感化，以压促劝”的策略。一方面梳理郭欣的关系网，并通过重要关系人多渠道、全方位向郭欣传递信息，敦促其尽快投案。另一方面，省纪委分管常委约见其亲属，当面做工作，讲清政策，申明利害，使其亲属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对劝返郭欣发挥了积极作用。专案组还反复做其姐姐和母亲的思想工作，促使她们对郭欣展开有力的亲情攻势。经过多方努力，2017年10月8日，郭欣回国投案。
李文革案的告破，得益于其妻子的侄女从加拿大回国这一线索。专案组通过其妻子的侄女向李文革传递信息，打亲情牌，敦促李文革投案自首。
2017年8月，李文革通过微信主动与专案组工作人员建立了直接联系。专案组抓住每次与李文革视频通话的机会，对其展开了思想攻势。在多次视频通话后，李文革表现出回国投案的意向，再三希望尽快与国内人员见面。2017年10月7日，专案组工作人员赶赴加拿大，与李文革见面沟通。经过先后8次见面规劝，12月6日，李文革终于回国投案自首。
夯实基础筑牢“防逃之坝”
国外“织网”，国内“筑坝”，在追逃追赃取得良好成绩的同时，云南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不断做实强化基础性工作，积极探索建立追逃防逃一体化机制。
在2015年和2016年，云南省先后三次组织开展对全省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起底、排查和梳理统计，并按照出逃、出走、潜逃国内、失踪4类标准进行分类，及时上报外逃人员的详细信息。
2017年8月，各州市反腐败协调小组和省追逃办各成员单位重点对全省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进行认真梳理、排查、分析，并汇总至省追逃办，确保摸清底数、掌握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追逃和防逃工作。
与此同时，组织人事部门强化对“关键少数”的监督管理，加强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证件管理和审批工作，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和领导干部外出报备制度，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等情况进行清查；检察机关探索建立了“三步防逃机制”，在22个边境站点设立“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边境协查站”；部分边境州市积极探索建立“三库三防”联动机制推进防逃工作，堵住涉案人员外逃“出路”。
“追逃追赃防逃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将一以贯之地继续努力，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让潜逃的无处藏身，想外逃的丢掉幻想。”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陆俊华表示。（何永坤 朱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