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平时用来装钱的布袋子
每到酷暑时节，我都会去大亮山走一遭，逃离令人窒息的闷热。郁郁葱葱的林海，潺潺而过的溪流，雨后遍地的山珍……恍惚间，我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我的父亲杨善洲。
由于父亲常年不在身边，每月领到的工资经常拿去救助困难群众，大亮山几乎成了我们全家人的“粮仓”，上山挖野菜糊口，采中药卖了换钱。后来，由于乱砍滥伐，大亮山逐渐失去了生机。父亲退休后，看着满目疮痍的大亮山，执意要上山种树，我们全都极力反对。
“爸，你都60岁了，别折腾自己了，在家享享清福吧！”
“爸，以前你在保山工作，和咱妈不在一起生活，我们没意见，现在退休了，理应多陪陪她吧？”
“爸，大亮山海拔2000多米，条件艰苦，你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能受得了吗？”
无论我们姐妹三人怎么劝说，父亲还是用自己的退休金买了树苗，带着镰刀、胶鞋、蓑衣、斗笠，就这么上了山。留给我们的，是轻飘飘的“钱袋子”。
有一回，林场职工与父亲闲谈，有人问道：“老书记，您的存折上有多少钱？”父亲说：“我的存折上只有两块钱。”另一人打趣地问道：“大块还是小块？”父亲用手比划着说道：“就是两元钱。”事实上，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他的话是真的。他不仅把自己的退休工资都花在植树造林上，还见不得别人有困难。群众有难处，他必定伸手拉一把，这样当然不可能存下钱来。
记得我上中学时，父亲每月的工资有60多元，按说手头应该能有结余，可他还是过着省吃俭用的日子。后来，我们才知道了原因。一次，父亲下乡调研途中看到一个农妇背着孩子挖地，就问生产队长为什么不用牛来犁地，队长回答说牛太贵了，实在买不起。回来后父亲拿出400元，又让办公室其他几个人凑了100多元，买了两头牛给那个生产队送去。有时候，父亲拿出自己的工资买肉给大家改善伙食，大伙看到碗里的肉，知道是父亲又掏腰包来关心他们，工作更加卖力了……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当时我们觉得父亲“不可理喻”，我们在家挖野菜填肚子，他却拿钱去帮别人。
“天下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你能帮几个？”二姐忍不住对父亲发了火。
“你们真的要理解我，现在困难群众那么多，有的甚至连住的房子都没有，更别说温饱了，我只是给他们一点吃饭钱，让他们能渡过难关，但是根本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啊。”父亲答道。
二姐没再说什么，她也知道父亲的苦衷，但是眼泪还是流了下来。她重重地关上了门，留下了门外父亲孤单的身影。
开始办林场的那几年，困难很大，父亲收入不多，他就带领大家艰苦奋斗，尽量少花钱多办事：缺钱盖房子，就花很少的钱盖了40多间油毛毡房，一住就是8年多；没有钱买农具，他们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办公桌、板凳、床铺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林场没通电，父亲就给每人买一盏马灯供晚上照明。父亲虽然是大亮山林场的义务承包人，但他并没有从林场拿钱，在最初的几年里，林场给他的补贴是每月70元伙食费，后来反复和他沟通，才调整到了100元。父亲不仅不要钱，反而经常要贴钱，碰上林场经济困难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给职工发工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父亲意识到大亮山林场要发展壮大，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大潮，改变传统单一的经营方式，进行多种经营。于是，他们从广东、福建等地引种龙眼树苗，开辟了龙眼水果基地；根据林场高海拔地区常年云遮雾罩的地形特点，建立了茶叶生产基地，还专门投资建了一个粗制茶叶加工厂。父亲号召大家开拓新的生产经营领域，没几年时间，林场职工乃至周边群众的“钱袋子”全都鼓了起来。谁知后来遇到了鼠患、生物入侵等困难，父亲没有退缩，反而鼓励大家不要泄气，要振奋精神重新开始。在他的鼓舞下，林场职工没有向困难低头，而是因地制宜调整方案，最终让林场重现生机。
2009年，82岁的父亲把价值3亿元的林场无偿交给国家。2010年，父亲将保山市委市政府颁发的20万元特别贡献奖中的一半作为助学基金捐给了保山市第一中学。我们早已摸透父亲的脾气，都很支持他。看着他坐在一群孩子中间，也像个孩子般开怀大笑，我们才明白，或许这个倔强的老人只有不停地付出不求回报，他才觉得生命有意义、有价值。
2010年10月10日，父亲与世长辞。“我死后，不接礼、不待客、不浪费、不铺张，悄悄地来，悄悄地走。”这是他临终前对我们最后的嘱托。
施甸县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父亲虽然一生清贫，却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他的“钱袋子”虽然干瘪，却装满了他对群众的牵挂、对家人的思念。
当年破败不堪的油毛毡房，如今已被包裹在郁郁葱葱的绿色林海里。耳畔回响起2011年“感动中国”组委会为父亲撰写的颁奖词：“绿了荒山，白了头发，他志在造福百姓；老骥伏枥，意气风发，他心向未来。清廉，自上任时起；奉献，直到最后一天……”尽管父亲的“钱袋子”常常空空如也，却给百姓留下了满满幸福。（作者杨慧琴系杨善洲三女儿，杨新华、胡东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