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监察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涌现出了一批清廉耿介、刚正不阿、敢于纠弹权奸、严惩贪官污吏的监察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推出《历史上的监察官》系列文章,带您走近那些历史上的监察官,讲述他们的故事,领略他们的风采。
狄仁杰是唐代高宗、武后时期的著名官员。人们常常称狄仁杰为神探,因为他断案如神,在大理寺为官期间几乎无一冤案错案,可以说是中国的“福尔摩斯”。
但狄仁杰并不仅仅是一个神探,他从低级官吏做起,在具体的地方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和才干,逐渐成为百姓信赖、同僚钦佩的为官榜样。他曾在监察系统担任官职,不畏权贵、勇于进言,为维护朝廷的清正之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地方任职时,狄仁杰曾多次担任刺史。他心系百姓疾苦,把百姓的所想所需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以百姓利益为先,敢于为百姓承担责任。高宗去世后,狄仁杰被派到宁州(今甘肃省宁县)任职时,狄仁杰注意与周边少数民族建立友好关系,为当地百姓营造了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狄仁杰转任豫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刺史。当时,越王李贞反抗武则天失败,牵连广泛,大批百姓被判入官府为奴。狄仁杰冒着风险密奏武则天恳请为他们减刑。这充分展现出狄仁杰为官的高洁品质。
在中央任职时,他做事公平高效,勇于对行事不正的官员进行弹劾。由于他在以往的工作中能力突出,高宗升迁他担任侍御史一职。这一官职是中央级别的监察官,主要职责就是弹劾不法官员,维护朝廷清正之风。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时,唐高宗从东都洛阳返回长安,临行时同一个叫韦弘机的官员说:“洛阳、长安就好像我的东、西二宅,而洛阳现在的宫殿都是隋代遗留下来的,年久失修,我想要修复但所费颇多,不知如何是好”。韦弘机立刻明白了高宗的心意,于是回答道:“现在财库中有一笔节省下来的闲银,足有四十万贯,用来修缮宫殿正为合适,并不需要百姓承担额外的赋税”。高宗十分满意这一回答,便将修缮事宜交由韦弘机来负责。韦弘机为了讨皇帝欢心,不仅将前代宫殿全部修缮,还新建了数处亭台楼阁。他在高宗曾经登临之处建立高阁,以备皇帝故地重游;又临洛水修建了一条“观景长廊”,以便皇帝欣赏水边美景。此外,他还修建了宏伟华美的宫殿建筑群。调露元年(679年),唐高宗再一次来到洛阳,看到这些富丽堂皇的宫殿后果然十分高兴,马上升了韦弘机的官。
对韦氏的这种行为,朝中已有官员表示不满。大兴土木所花费的钱财,实际都是百姓缴纳的税收;这些供皇帝享乐的处所,背后都是对民脂民膏的剥削。狄仁杰也不认同这种助长奢靡风气的行为,但他考虑到韦氏毕竟是奉皇帝旨意进行营造工作,并非主动提议,不应凭空指责;又想到此人也是朝中大臣,不可凭自己主观意愿就行使弹劾权,而是要根据证据评判此人。于是,他便先派人暗地调查,看看韦氏究竟有无违法举动。而根据搜集到相关证据,竟然发现韦氏的家人趁其经手大额钱款之时,借机盗取官府资财。狄仁杰于是才向高宗弹劾此人,最终使韦弘机被免职。
在同一时期,唐高宗有位宠臣叫王本立。他在尚书省担任左司郎中,掌管的事务很多。但此人平时借着皇帝对他的信任肆意妄为,朝中官员对他的行为都感到十分害怕。而狄仁杰不能容忍这种扰乱朝堂秩序的官员胡作非为,便将王本立的种种违法行为整理成文,据此向高宗直言进谏。狄仁杰请求高宗将王本立交给司法机构审理定罪。但高宗一开始并不愿意处罚自己的宠臣,反倒特意下旨免除王氏的刑罚。狄仁杰听闻气愤不已,便再次向高宗上奏说:“国家现在缺乏人才,但像王本立这样的人却不在少数。陛下为什么要怜悯罪人而不顾王法呢?如果您一定要赦免王本立,就把我发配到无人之地去,给将来忠于国事的臣子们一个警告”。高宗被狄仁杰的大义凛然打动,最终处罚了王本立,朝中风气为之一振。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由于担任监察官员时,对贪赃枉法之事绝不姑息,狄仁杰才被高宗视为栋梁之才,后来得以官居宰相。他对律法的坚持和维护,体现了他秉公办事、不畏权贵的优秀品质。
除了自己做官时爱惜民力、清正不阿,狄仁杰还时刻心系国家,在工作中留意有真才实干的官员,常常为朝廷推荐有用之才。他也曾遭酷吏诬陷,由宰相贬为县令。但他不改初心,仍认真对待工作,为任职地区的百姓分忧解难。后世的种种赞誉,正是对狄仁杰清正廉洁、一生为民的最好褒奖。这位后人眼中的“大唐神探”,在监察工作中也有出色的表现,是一位表里如一、光明磊落的优秀监察官。(陈希 张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