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经过连续十几天的行军作战，先头部队到达汝河北岸时，发现敌人早已把渡口两岸的船只砸毁。河水有一丈多深，人马过不去，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形势千钧一发。面对战士们一张张焦急的面孔，刘伯承坚毅有力地说：“要记住，现在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要勇，要猛！”正是这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激励着战士们克服万难，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大别山胜利站稳了脚跟。
“狭路相逢勇者胜”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俗语，言辞简易却意味深长，其文字记载最早出自《史记》。司马迁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述了这样一个历史故事：秦国进攻韩国，军队驻扎在阏与。赵王分别召见廉颇、乐乘、赵奢，问是否可以予以援救。廉颇与乐乘都认为“道远险狭，难救”，唯有赵奢回答说：“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王便派赵奢领兵去救援阏与。后赵奢果然带领赵军大败秦军，解除了阏与的包围，赵奢也因此被评价为“神于用兵，所向无敌”。
赵军的胜利，让我们看到勇气的重要。然而，相较于单纯意义上的对手，前进道路上与我们狭路相逢的，更多是各种困难、挑战、考验、挫折……此时“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宣言，体现了人们个性品质中一种勇敢无畏、不屈不挠的刚强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上古时期起，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诸如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故事。在一幅幅人与天战的画面中，弥漫着不惧艰险、敢于斗争的精神——后羿不畏日毒，精卫不畏海阔，大禹不畏水患，愚公不畏山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精神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沉淀为中华儿女的优秀品质，成为我们自强不息民族精神重要的内核和直观的体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前的血与火中起源，自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哪怕无数次遭遇自然灾害、外敌入侵和战乱之苦，文明的长河都没有干涸断流，反而汇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多少考验挑战都摧不毁中华民族精神的长城，历史上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的义无反顾，那“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浩瀚气派，那“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磅礴胸怀，无不体现了中华儿女骨子里的斗争精神。国歌里唱道：“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唱的就是在所有危难关头，我们一次比一次更众志成城，一回比一回更顽强不倒。“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有短短七个字，却以它坚实的力量，帮助中华儿女在历史的道路上战胜一个个“艰难困苦”而不断向前，最终成就一路光芒。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养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是毛泽东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的一段讲话，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任何艰难险境中都始终保持着的敢于斗争的鲜明政治品格和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有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所代表的直面问题挑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从大革命的失败中走向井冈山的新生、从长征的艰险走向延安的崛起、从西柏坡的一方天地走向全中国的基本解放，进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种勇气、这种精神，也是我们今天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定不移，在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敢于碰硬，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敢于动硬，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敢于针锋相对的重要支撑。它来源于对我们所坚持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无比自信，来源于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真理必赢、正义必胜的认知和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的确，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近，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就必须继承和发扬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既要做到敢于斗争，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迎难而上、动真碰硬；又要做到善于斗争，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提高把握复杂局面、破解难题的能力，攻坚克难、善作善成，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郝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