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一位研究隐蔽战线的学者所指出的，隐蔽战线具有“隐蔽性、危险性、战略性、策略性、灵活性、复杂性”等特点，这对隐蔽战线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身处敌营，无论具体的任务是什么，稍有不慎，不仅有性命的危险，更有可能给革命事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些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必须在多重角色中保持平衡，在对党绝对忠诚的前提下，认真领会党交给自己的每一项任务的用意，找准时机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此才能不负党的嘱托。当然，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着实不容易，下面我们向读者介绍三位隐蔽战线上的英雄。
孔祥桢：策反国民党军队高层
孔祥桢1904年出生于山西晋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晋城第一个在当地发展的共产党员。入党第二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孔祥桢远赴苏联学习，直至1930年回国。他在苏联学到的本领，日后对他从事的工作帮助不小。
1937年，孔祥桢来到西安。一年前，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座古都中发生，在共产党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事变发动者之一的杨虎城被迫辞去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总指挥之职，在蒋介石的分化之下，十七路军瓦解，其中部分人员编成了陆军三十八军。三十八军下辖的十七师，师长赵寿山思想较为进步，组织交给孔祥桢的任务，就是要他做好赵寿山的工作，促其联共抗日。
经他人介绍，赵寿山任命孔祥桢为十七师参议。随着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孔祥桢开展统战工作的空间就更大了。1939年，鉴于军中士兵无长期抗战的决心、官兵之间的矛盾总是用打骂等陈旧的办法解决，孔祥桢建议赵寿山开办干部训练班，这一建议获得赵寿山首肯，孔祥桢被任命为教育长。
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是开办干训班的主要目的，孔祥桢将八路军的新式整军经验引入了三十八军，在干训班中推广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还“以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和罗瑞卿写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为蓝本，写出了《战斗中政治工作实施细则配合办法》，利用旧形式，加入新内容，在进攻、防御和行军中，配合运用”。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3月，三十八军共举办五期干训班，孔祥桢一直负责其具体事务，有学者认为干训班提高了三十八军整体政治素质，为日后三十八军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事隐蔽战线工作要有极强的耐心，也需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1945年7月，三十八军一部在河南洛宁起义；1946年5月，三十八军一部在河南巩县起义。此时三十八军军长并不是赵寿山，而孔祥桢也已离开。1943年，蒋介石对赵寿山的“赤化”十分恼火，将他调离了三十八军，而在一年前，赵寿山已获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后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对三十八军统战工作取得的成绩，孔祥桢应当说是功不可没的。解放战争时期，孔祥桢主要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成绩斐然。新中国成立后，孔祥桢曾在交通部、轻工业部等部委工作。1978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成立，孔祥桢任常委。
阎宝航：获得德国突袭苏联的情报
阎宝航189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1937年经周恩来等人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他共产党员的身份直到1952年才被公开。其实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1927年，阎宝航已经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由于形势严峻，党组织未能讨论他的申请，而阎宝航此时亦有出国学习的计划。
1929年，阎宝航完成了在爱丁堡大学的学业后回国。两年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身为东北儿女的阎宝航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创建抗日救亡组织，通过演讲与出版报刊宣传抗日主张，为抗日义勇军培训干部与筹措经费等。
1937年3月中旬，周恩来两次致函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信中提出“我们必须加紧东北各救国团体的统一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一的东北救亡组织“东北救亡总会”（以下简称“东总”）在北平成立了，阎宝航被选为五位常务委员之一。从此开始，直至1942年蒋介石强制取缔“东总”止，阎宝航始终是“东总”的主要领导人。
1938年10月，“东总”总会迁至重庆，初到重庆的半年时间，“东总”的办公地点就设在阎宝航的家中。阎宝航交际十分广泛，他在重庆新村17号的家总是宾客盈门，不同党派不同意见的人在他的组织下能相聚在他家。而对于遇到困难的东北同乡，他的家则是温暖亲切的“阎家老店”。在一篇回忆“阎家老店”的文章中，作者“亲见他家一楼客厅的地板上横躺竖卧地挤住一二十人”，虽然阎宝航在外是光鲜亮丽的“社会名流”，其实在经济上也不充裕，但他乐于助人，乃至因此要求妻子典当首饰。
作为著名“民主人士”，阎宝航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维持了良好的关系，连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徐恩曾也要高看他一眼，加以阎宝航组织能力出众，这些条件为他从事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除亲自搜集情报外，1939年，受周恩来、李克农嘱托，阎宝航在重庆北碚的一处宅子设立无线电台，成立情报机构。
从1941年起到抗日战争结束，阎宝航先后搜集到三条十分重要的情报，可以说为反法西斯事业做出了贡献：其一，1941年春，阎宝航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机要人员那里获得纳粹德国将于该年6月20日前后对苏联发动突袭的情报，情报通过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传到了苏联；其二，1941年11月下旬，阎宝航从军统处获得了日本将偷袭美国珍珠港的情报，情报通过党中央转告给苏联；其三，1944年秋，阎宝航将搜集到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兵力分布、军事要塞、布防计划等重要情报通过苏联驻华使馆传到了苏联，对日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迅速摧毁关东军的防御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阎宝航先后在外交部、全国政协等机关任职，尤其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时，他付出了大量心血征集整理近现代史料。1995年，在阎宝航逝世二十八年后，一枚奖章颁发给了阎宝航。这一年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俄罗斯向阎宝航授予“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以表彰他及其所领导的情报小组的杰出工作。同时被授予勋章的还有阎宝航的长女阎明诗，1941年她从延安来到重庆帮助父亲的情报工作，是一位隐蔽战线上的巾帼英雄。
沈安娜：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速记员
在隐蔽战线上涌现出了许多巾帼英雄，她们既是母亲，也是地下工作者，她们有的为革命事业牺牲了生命，有的则不得不舍弃小家之温暖、与亲人、孩子分别，她们是隐蔽战线上一抹亮丽的色彩，她们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同样值得我们致敬。
沈安娜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一位具有传奇性的巾帼英雄。她于1915年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个书香门第，1939年在重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到沈安娜的名字，其实她本名沈琬，1934年冬，也就是在她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之前，沈琬有了一个新名字，那时思想进步的青年以苏联为学习的对象，于是便取了安娜这个苏联女性的名字，不过她对外仍以本名示人，沈安娜只在同志间使用，这个名字对外公布是在1952年，此后沈安娜竟比沈琬这个本名更为人熟知。
沈安娜能够成功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与她掌握速记的技术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沈安娜出身书香门第，但到她这一辈时已经家道中落。1934年夏，高二毕业的沈安娜因为实在无法筹集到读高三的学费不得不辍学，家人建议她学一门技术糊口。沈安娜在街头看到一家速记学校的招生广告，因为学费不贵，而且学习时间只要半年，她便前去报名。由于学习刻苦，她只花了两三个月便掌握了速记技巧。
恰在此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要招聘一位速记人员，1935年，经过考核后，沈安娜最终脱颖而出，获得了这份工作，从此开始了她长达十四年的情报工作生涯。沈安娜速记水平高、誊抄的文件讲稿字迹清秀，并且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从不卷入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斗争，沈安娜很快就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内站稳了脚跟。1936年底，蒋介石亲信朱家骅接任省政府主席，沈安娜获得朱家骅的信任，这为她日后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创造了条件。
1938年，沈安娜来到武汉，组织上交给了她一项秘密任务，希望她利用朱家骅老部下的身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进入其秘书处工作，继续为组织提供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此时，朱家骅已升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当沈安娜向朱家骅说明来意后，朱家骅痛快地表示秘书处正需要一名速记员，只是要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必须是国民党员。前面提到隐蔽战线具有灵活性，如果沈安娜此时拒绝加入国民党，那么就会失去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机会，后续的情报工作根本无从展开，并且沈安娜当下还不能表现出任何犹豫，她立即向朱家骅表示要求加入国民党，朱家骅表示可以通过“特别入党”的方式让她迅速入党。第二天，沈安娜向董必武讲述了此事的前因后果，正当她为自己未能事前请示党组织而苦恼时，董必武却安慰她“一个情报人员，就是要机警灵活，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特别要善于隐蔽自己”。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的重大转折，此后国民党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沈安娜以速记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获得了多份文件的全文、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层的讲话与报告，她将这些情报及时传递给了中共南方局，使党组织能第一时间了解国民党方面的想法并提出因应之策。后来，她又借为朱家骅准备发言稿的机会，接触到了大量中统的绝密材料，她用自己发明的速记符号快速记下文件内容，晚上回到家后整理出来，再交由丈夫华明之传递给组织。
沈安娜潜伏在国民党内十多年之久，始终没有被敌人识破，面对身份被泄露的危险，她总是能沉着应对、化险为夷。值得一提的是，沈安娜的丈夫华明之也是一位出色的情报人员，他曾将一份载有国民党各军驻地、番号、领导人员构成等内容的绝密文件传递给中共南方局。沈安娜与华明之两人在工作上配合默契、在生活中相濡以沫，是隐蔽战线上一对令人尊敬的革命伉俪。（陈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