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咚……”
刚上班不久，就听见有人敲门。
我随口说声“请进！”
话音刚落，一个有点熟悉的身影迈进了我的办公室。
“杨……”我起身站在办公桌前。
未等我叫出他的名字，来人就快步上前，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杨同志，谢谢你，真的太感谢你了！”
我一边和他打着招呼，一边欠身请他坐下，给他倒水沏茶。
杨某刚坐下，就迫不及待地从背袋中掏出一张纸递给我。说他今天是专程过来感谢我的。
我打开那张纸一看，是县监察委给杨某的处分决定书。看着这份规范的处分决定书，我有点懵……
“他是什么意思呢？”我自问到。
经过进一步交谈，我终于知道了他的来意。
杨某是布朗山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一名职工。因“牵线搭桥”介绍土地给他人承包后，违规收受承包人的财物，被县监委给予降低岗位等级，并依法收缴非法所得的处分。
杨某的案子，由我们纪检监察监督审查3室负责立案调查。调查终结移送审理后，因忙于其他工作，我也就没有再跟踪过问。
面对杨某，我对他说：“我们纪委不像外面所说的只是‘处理人’，其实我们很大程度上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每一个犯错的人，都会依据法规严格、严肃办理。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工作，你不用感谢我，你应该感谢组织，是组织在保护你、挽救你，也是组织给你机会，你今后一定要好好干工作，再也不能‘糊涂’了。”
“是的，是的，我知道是组织及时挽救了我，使我幡然醒悟，悬崖勒马，重归正途，我不但感谢组织，感谢县纪委监委，也要感谢你，因为是你前期的几个“暖心”举动感动了我，给了我勇气，让我完全放下包袱，如实陈述了自己的问题，得到了组织的轻处理，真的谢谢了！”杨某动情地对我说。
“哦，是我的什么举动感动了你呢？”我有些狐疑，半开玩笑地问杨某。
“你是否还记得，你们第一次找我谈话时的情景？”杨某反问我。
我更是一头雾水，不好意思地告诉杨某，不太记得那么清楚了。
“你不记得，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你们第一次找我谈话是在布朗山乡纪委书记办公室，是你和另外一个男同志找我谈的。说句心里话，以前我对纪委监委了解不够，甚至还有偏见，以为纪委监委一天到晚只会没事找事，总是找别人的麻烦，闻到点“味道”、看到点“蛛丝马迹”，就“一追到底”，往死里查、往死里整，搞得人心惶惶，我们一见到纪委监委的人来，就会躲得远远的。
所以，当你们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对你们是既害怕又不信任。为此，我也就不敢如实坦白我的问题。是你的一个举动感动了我，你先是加茶水给我，让我喝口茶，把心情放松一下，然后你挪过凳子坐到我身边，像朋友喝茶一样挨着我。这样你才开始和我交谈，拉家常、讲政策、说典型案例。不像我记忆定式中谈话的模式，一开口就把人当做敌人样对待，粗声粗气、指桑骂槐、拍桌子，甚至摔文具、茶杯，好像每个被谈话对象都是“犯人”似的。你的谈话方式我从心底里接受，进而产生了信任，心理放下了“包袱”，愿意敞开心扉，如实交代自己存在的问题。我最记得当时你跟说的一句话，你告诉我你现在能相信的只有组织、能依靠的只有组织，能挽救我的也只有组织。同时，你和我拉家常，问我家里的情况，当你知道我妻子已怀孕几个月，情绪不能有大波动的情况后，你还特别嘱咐我，先不要把调查的事情告诉我妻子，生怕我妻子为我的事情担忧动气。你的这些“暖心”举动，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心想，如果我还不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我还是人吗？随后，我将自己的问题全部坦白了，整个人也轻松了。”杨某有些动情地向我描述我们第一次找他谈话的情景。
“还有就是你们调查结束回去后，你们可能是考虑我需要退赃的钱不少，担心我一时半会筹不出来，所以你主动打电话给我，说如果钱不够你可以先借给我，让我别因为筹钱再办傻事。说真的，当我听到你这些话的时候，我的鼻子一酸，心“嗖”的紧了一下，有想哭的感觉。以前我一直以为你们纪检干部都是“铁疙瘩”，不通人情。办案时说好话、讲政策都是在引诱我们坦白。办完案子，也就和我们成了陌路人。但当你告诉我愿意先借钱给我退赃后，我的心里定式发生发反转，对纪检干部有了新的认识和良好的印象。真的很感谢你，要不我也许就回不了头了。”
我确实对杨某说过，如果退赃钱不够我可以先借给他，让他积极退赃争取主动，争取组织对他从轻处理，但杨某最终没来向我借钱，而是积极筹措主动退赃。
一个被组织处分过的人和我说出这番话，我心里感受颇多。以前听到的大部分感谢话都是一些如：谢谢组织及时提醒了，谢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感谢组织给予我轻处分之类的客套话。
但像杨某这样因为办案人员的一些举动感化了他，使他放下包袱如实坦白问题，不仅不记恨办案人员，还亲自上门表示感谢的事，我也是从事纪检监察工作以来第一次碰到。
“让一个被你查处的人反过来感激你，这才是我们纪检人的真能耐！”这是我曾经的一位老领导对我说的一句话。
回忆这起案子，杨某从当初的不配合、不交代，甚至是抵触，到今天的理解、支持、赞誉、感谢，除了组织的对他的挽救和自身思想认识的提升之外，就如他本人说的那样，是办案人员的“暖心”举动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纪委监委工作的认知，在他心里重新树起了纪检监察干部良好的形象。
我认为，“治病救人”是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初衷和最终目的。从严管理、严格监督既是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也是对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工作中，我们应当充分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被谈话对象在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之前还是我们的同志，对他们开展谈话工作，我们既要充分尊重他们的人格，保障他们的权力，又要谈出线索、谈出结果，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和改进谈话方式方法，多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与被谈话人交心谈心，多用人文关怀的举动触动、感化被谈话人，让他们放弃抵触，敞开心扉承认自己的问题，彻底交代、知错就改。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和效果。（勐海县纪委监委 杨哲郎）